“通省皆用外洋银钱，温州、台州、金华乃至琼、高、雷，无不通行，以至利权外洋，漏卮无底。外洋银钱行销日多一日，即中国纹银之漏卮日甚一日。长此以往，怕是国将不国啊。”1694年6月1日，大明台州府临海县外的一处码头边，几个身穿长衫的读书人正在高谈阔论。
大明帝国现在虽然已经是一个朝不保夕的破落户了，但政治体制几乎没有太多的改革，读书人依然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依然可以议论朝政，依然可以偷税漏税。唯一改变的，大概就是无法再鄙视武人了，这让他们十分憋屈。没办法，乱世就是如此，你得适应。
不过，武人地位增高给他们带来的憋屈感总得有个发泄口。这不，比大明武人形象还要差劲的东国人就成了最好的对象。而东岸人的“罪证”也都是现成的：不敬名教、阶级平等（至少远东诸藩名义上是平等了，实际操作不论）、风气堕落、利欲熏心、穷兵黩武，几乎每一条都让大明传统士绅们很不爽，特别是读书人的特权消失殆尽这一点最让他们痛恨。
于是乎，即便是在南明这么一个极度仰赖东岸才能生存下去的政权内，也有大量抨击东岸的人存在，其中有些人甚至还是体制中人，官位还相当不低，让人诧异。不过东岸人在这方面也比较宽容，对于部分明国体制中人的牢骚他们只当不知道，根本不想管。只要你这个国家的政策仍然没变，仍然紧跟着东岸的指挥棒在走，那么就一切都没问题，随你骂，只要不是闹得太过分，他们才懒得派人过来抓捕所谓的“反东分子”呢——很多反东分子嘴上骂得欢，但身体一般来说都很诚实，与东岸之间的生意做得飞起。
今天在码头边议论东岸的几位士子都没什么功名，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开喷。只要你喷得准了，喷得到位了，引起别人共鸣了，那就是一个快速扬名的好机会。
“何止！”另外一位士子接口道：“我听在海门（原海门卫，现已改县）为官的二叔说，他刚刚到县时，县库存款不及五百两，余者一万两皆存于东国票号台湾银行，真是岂有此理。难道我大明各个都是贪渎之辈，以至于需要外国票号来替我们保存银钱了么？”
话说这位士子说得倒也没错。其实不单单是大明，中国自古以来地方府库就一直面临着很严峻的监守自盗的问题。尤其是管理府库的多是地方胥吏，此辈父子相继，世代为吏者甚多，“家学渊源”，很容易与流官的幕客师爷勾结在一起侵吞公款。只要闹得不太过分，账面上没有太大的亏空的话，朝廷其实是没什么办法的，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温台的鲁王政权继承的是旧体制，当然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东岸人在派出政治、经济、军事三大顾问团帮助他们进行改革后，确立了现代会计及审计制度，并将公款全数存入银行，由第三方监管的原则。这虽然不能杜绝贪污公款的行为，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遏制，让一众贪官污吏们是恨得牙痒痒。
他们心里不爽，自然就鼓动士绅读书人们攻击这种财务制度，认为将关系国家命脉的钱款交于外人掌控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未来一旦有变，东国人只要冻结了存于其银行的钱款，那么温台各县一下子就会陷入没米下锅的危险状态，届时官府停摆，军队欠饷，采购无钱，真真是要急死人的。
不过他们的这些攻击也只能停留在嘴炮上了。东岸人要求明国改革的态度是坚决的，存款也是必须的，甚至就连海关都得聘请东岸顾问进行业务指导。些许读书人的牢骚，还动摇不了大局，他们的牢骚，也就只是牢骚罢了。
东岸人在财政制度上另一项让明国精英士绅阶层不满的，就是改变了中原王朝传统的“量入为出”的理财观念。他们要求明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增大财政开支，大力投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以降低商品物流费用，促进市场繁荣。为此，他们还请了一些被其控制的读书人“水军”，让他们帮忙宣传。而这些水军里面确实也有不少非常给力的，他们总结出的一些理论，如“应省之事必须省，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本欲埠财必先费财”、“备荒必先费资于平时积谷，防水必先费财于事前筑堤”、“预筹于平时，则一钱得万钱之益，赶办于临时，则万金无一金之效”等等。
应该说，这些宣传鼓动口号虽然招致了反对者们的极大抨击，但也在客观上刷新了明国官员的理财观念。尤其是东岸人还从传统经典《老子》、《管子》中找出论据，“将欲夺之，必姑予之”、“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这些都让一部分思想开明的明国官员大开眼界，进而仔细思考了起来：我大明的落后，难道仅仅是船不坚、炮不利么？是不是在财政制度、官员制度、教育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全部都落后了？
事实上，能够有这种比较深入的思考，对东岸人来说就已经很满意了。因为很多中国大陆的士绅，到现在还认为他们仅仅是科技落后呢，以为自己的思想、文化都是先进的，不需要吸收外来的好的东西。当年唐朝鼎盛时，对外国文化可是来者不拒，至今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传统乐器有多少是来自西域？传统食品多少来自西域？家具摆设多少来自外国？不会吸收其他文明长处并加以改进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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