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4年5月23日，东岸最繁华的青岛港，小雨。
阮思义刚刚结束了一场宴会，回到他们租住的一间宅院。因为需要在东岸待很久，住宾馆很不划算，因此便租了这左右相连的三套宅院，让一行十余人都住了进去。本来以阮思义游击将军的职衔，单独住一套宅院也没什么，可谁让他们囊中不丰呢？只能省着点花钱了。
阮思义是今年年初来到东岸的。作为首批来东岸访问的明国海军官员，他们受到了重视，东岸海军部为他们安排了一连串的日程，以便让他们认识到东岸社会的繁荣、海军实力的强大以及理念之先进。为此，他们还额外给这支访问团拨款一千元作为活动经费，算是非常不错了。
不过说真的，一千块钱在普通人看来是不少了，可在从小锦衣玉食的阮思义——他祖父是鲁王心腹大将阮进，父亲阮贤是大明国公，总管各路水师——看来，却也只是一般般。更何况他年岁不大，就已高居游击，手下统领着十几条船，每日过手的银钱如流水一般，一千块钱算得了什么！
当然了，上面说的是在明国，在浙江。可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如今他们已经不在大明了，而是以访问军官团的名义来到了东岸，这就不一样了。按照大明一贯的抠门德性，他们这次十几个人出海，总共也只给了五百两银子的经费，在定海换到了五百东岸银元（东岸人嫌明国银子成色不佳，只愿意1:1兑换）。除此之外，就是一堆的笔墨纸砚、药材茶叶、丝绸锦缎什么的了，还得指望他们到东岸地头上卖掉维持生活。
好在这些东西在东岸本土还颇受追捧，他们总共卖了三千多块钱，加上原本的五百多、东岸海军部支援的一千块，倒足够他们在东岸生活一段时间了，前提是高消费的吃请娱乐不能常玩，这让阮思义非常不爽。
但再不爽又能如何？这是皇上（鲁王朱弘桓已在东岸人的劝说下于台州称帝）和父亲千叮咛万嘱咐的事情，一定要好好看看东朝，结交一些朋友，学到一些真本事，不枉也冒死漂洋过海一回——他们来时乘坐的是一艘小吨位的海军快速联络船，途中又遇上了恶劣天气，确实可称得上“冒死”了。
阮思义对父亲的话还是比较信重的。他们家现在之所以能够掌控大明水师——唔，这显然仅指浙江水师，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肯定是指挥不动的——一方面是因为传统，即先祖父阮进从龙甚早，并带着水师为鲁王东征西讨，甚至有数次擎天保驾之功，因此非常受信任。后来，阮进靠着鲁王的新任以及相对强悍的实力，通过大鱼吃小鱼的方式吞并了很多水匪、海盗以及其他零散的水上武装，一跃成了大明朝廷辖区内最大的海上力量，随后得封国公，成为大明水师的最高统帅，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当然仅靠这一点可能还不够。鲁王以及现在的光兴帝（朱弘桓年号光兴，以1694年为光兴元年）玩弄政治手段都是一把好手，时间短了可能还没事，若是时间长了，难保人家的分化拉拢之策不会起效果。毕竟武夫们节操有限，家资也不丰，黑眼珠是见不得白花花的银子的。不过这个时候就要谈一谈人家的聪明之处了，这阮氏利用采买水师器械、学习先进战法的机会与东岸人搭上了线，然后得到了东岸人的看重，这地位一下子就稳固了起来，在这大明小朝廷内也算是独一份了——明国陆军由张氏（张煌言后人）、王氏（王朝先后人）分掌权柄，水师却是阮氏一家说了算，可不就是独一份么！
所以，有这样一层背景在，阮思义带队来到东岸后，其一言一行都十分低调，除了咬牙拿出部分资金吃请，结交东岸官员之外，他大部分时间要么以旁听的身份在航海学校听讲，要么在东岸海军某艘战舰上实习，要么就是在参观船厂，总之还是十分努力的。
今天阮思义在青岛港久负盛名的蓬莱菜馆内宴请了几位东岸海军第一舰队的青年军官，同时在座的还有几位南海渔业公司的底层小干部。大家一起喝酒吃饭，吹牛聊天，弄到晚上很晚才散席，以至于阮思义回去时连街车都没了，只能花高价叫了辆马车，与两位心腹随从返回了租住的地方。
阮思义酒量不错，即便之前酒席上喝了不少，但这会依然十分清醒，就是有些睡不着罢了。他所住的地方是青岛县的老城区了，到处是看起来有些年头的砖房，但外表看起来却不显得破败，显然里面的居民有足够的资金对其进行修缮。
阮思义曾仔细观察过他的邻居们，发现这些人的衣着都很光鲜，而且平时就这么穿，不似大明百姓那般逢年过节时才拿出来穿——甚至就连逢年过节都拿不出多么像样的衣服——而且他们吃的东西、用的东西都超乎阮思义的想象，有些甚至是他也无法经常享用的东西，这给他带来的思想冲击非常大。
其实想想也是，这些人一个月七八元的工资，大明水师普通士兵一个月还不到二两银子，吃饭穿衣甚至还要更贵，难怪人家活得这么潇洒呢。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租住的这片地方甚至还是所谓的低收入群体聚集的老城——当然东岸收入较为平均，所谓的低收入和高收入差距不是很大，尤其是体力劳动者，其收入并不见得低——里面生活着大量来自农村的新产业工人，但这生活水平已经完爆如今的大明都城台州城了，这让人情何以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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