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理想、信仰，在那个大变革的时代是不可或缺的，正是有它们的存在，才激励着无数忧国忧民的革命志士前仆后继，殒身而不恤。
但革命道路是不同的，思想理论也各异，要想使更多的人聚集到复兴会的大旗下，就要取得成绩，用实际的胜利来证明自身的正确，用强大的实力来显示革命成功的光明前景。
所以，一方面武装斗争要进行，这是最吸引人心、鼓舞士气的手段；另一方面，则是经济的发展、资金的积累，干革命没钱不行，革命者也是要吃饭，要生活的。而且，后一方面应该是稳定的、可持续的，不能是搞够钞票就干，没钱了就散。
修筑粤汉铁路也是类似的情形，陈文强有启动资金只是第一步，而没有持续不断的投入，却只能成为烂尾工程。
依照芦汉铁路每公里三万五千两银子的造价，要修成粤汉铁路便需要至少四千万两银子，甚至更多。这个时候就看出银行的重要性了，如果没有中侨合资银行，陈文强是不敢接手这个巨大工程的。
而中侨合资银行的业务一直是稳健发展的策略，发行钞票的数量也很保守。虽然因为陈文强的交际和运作，以及甬商本身的人脉和影响，钞票已经在上海、江苏、广东等一些沿海、沿江城市进行流通，但一九零五年的发行额却只有五十万。
显然，这个数额与陈文强所希望的差之太远，不能够支撑起修筑铁路的资金供给。因此，借外债不仅势在必行，且是唯一的办法。但银行必须支持陈文强，为其提供启动资金，并在以后充当借外债的担保方。
“张香帅既然答应用官库银子换钞票，在两湖地区建立分行，并且发行五百万的钞票应该是可以的。”
“一千万也未尝不可。如果能使银行发行的钞票在两湖成为官、民认可的流通货币，获得的利益将是巨大的。为此，由总行及各分行调运准备金也在所不惜。”
“风险也要考虑。张香帅能坐镇两湖多久，万一离任，咱们把摊子铺开了，却没有了官方支持，恐怕会有麻烦。”
“货币的信用是靠实力保证的，现在是以钞换银，咱们占了天大的便宜，即便日后张香帅离任，只要不滥发钞票，信用依然保持，受到的影响也不会太大，完全在可承受之列。而钞票能在两湖大量流通，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银行业务大规模拓展的良机。”
“江苏、广东，再加上两湖，银行发展到这个程度才叫银行，而不是换个名字的钱庄。文强以一己之力，使银行得到了在广东、两湖拓展业务的机会，又得到了官银换钞票这样的优惠条件，你们还瞻前顾后，真是不可理喻。如果全力支持文强修筑粤汉铁路的决议不能通过，那我将建议宁波股东从银行撤资，相信南洋侨资也会选择文强，这样的资金实力重建一家银行又有何难？”
“是啊，文强在外奔波忙碌，为银行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让大家都发财。现在需要银行的支持，所投资的又是中外瞩目的大工程，若干成了，银行的实力和名声将会与国际银行比肩，这样的好处你们看不到吗？风险，干什么没有见风险？关键是衡量风险与收益孰大孰小，你们觉得有张香帅支持，有官银支撑，这个大工程还不值得投资参与吗？”
…………..
虞洽卿和张榕轩的表态是决定性的，一个代表甬商集团，一个代表南洋侨商，恰恰是中侨合资银行最大的两个支柱。
抛开陈文强在两湖所争取到的优惠，投资铁路虽然数额庞大、收益期较长，但在稳妥上并不比商业差多少。何况陈文强已经与虞洽卿和张榕轩私下商谈过，取得了共识。
虞洽卿不仅觉得此项投资能有收益，银行业务能迅速拓展，更有陈文强所答应的在“会审案”中的大力支持。说到底，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借助此次华夷相争事件，如果能以胜利的结局收场，虞洽卿声望大增，便准备向租界工部局提请增设华人董事，使个人地位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张榕轩的目的则相对单纯一些，希望能使自己家族所开设的日里银行能把业务或投资从南洋分流转向国内，另外便是出于华侨对祖国的一往情深。
对于中侨银行的决定，陈文强并不意外，他当然还有备用的方案，只是还未谈成，不好泄露。甚至，他也有与张氏兄弟联手，以张之洞所承诺的官银为准备金，重建一家更能如臂使指的银行的想法。
但最终他还是打消了这个想法。虽然一家自己说得算的银行会更方便快捷，但要建立起信用和影响并不是一朝一夕。而他的资金有着或明或暗的很多用途，并不想被银行所占用，也嫌这种收益太少。
“接手粤汉铁路不仅仅要看到眼前的吃亏，还要看到日后的收益，这其中不仅有铁路营运的利润，还有银行业务的扩展，路权所带来的地方矿产、商品的收入。”陈文强在表示了对股东们的感谢后，又分析着给他们鼓劲，“张总督担心路权为洋人所据，但却可以容忍路权为国人所有，这就是能够预期的好处。想想那些列强，一闻筑路要借债，纷纷前来兜揽，便是看到了这一点。再看芦汉铁路，自建成后，营业发达，余利很多，且很稳定，这就是一个乐观的前景嘛，值得我们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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