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博布隆教授的演讲非常成功，当然如果他的演讲稿让约瑟夫先审查一下，说不定就会加上诸如“我今天前脚迈出大门，后脚就不打算再迈进这个大门”之类的话。
这次追悼会之后，北方和南方的关系越发的对立了起来。在过去，北方的舆论中，批判所谓的“海盗文化的劣根性”的东西其实并不是北方报纸上的主流观点，相反，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态度的媒体并不少，要说北方真正主流的民意，其实是把这种观点视为瞎扯，而将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比如说法夫尼尔，比如说葛雷德等人都视为哗众取宠的小丑的。
但是在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原来的哗众取宠的小丑便变成了斗士和殉道者，而原本被视为瞎扯淡的理论，也就跟着变成了严肃的，有深度的，值得研究，甚至是值得学习的理论了。
而学术界，尤其是社会科学这一块，又和自然科学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其中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社会科学这一块的实验成本太高，而且实验难度太大。
一把来说，在自然科学方面有了争论，怎么办？很简单，大家设计一个或者几个实验，然后验证一下，然后谁对谁错就很清楚了。哪怕你再能辩论，地位再高，哪怕是拥有了大奥术师的称号，一个实验砸过去，照样让你脑袋爆炸。
但是社会科学却没有这样的条件了。不同的社会主张，很难通过实验来加以验证。这一方面是因为成本太高。比如说，你弄个主张出来，说民主制比君主专制好，要实验，就得发生一场革命，这个成本可比在一张纸上弄出了个缝隙高多了。万一实验失败，付出的代价往往大得惊人。
当然，如果能够通过一次实验，就如自然科学那样，就把争论彻底的解决了，把胜负分清了，那哪怕成本高一点，也不是完全无法接受。但问题是，社会科学的这些实验很难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所以，一次试验中即使出现了某个结果，支持了某个假设，但这个假设的反对者依旧会因为实验中出现了太多的干扰性的因素，无法控制变量而认为，这一实验的结果不能说明他们的主张错误。
而历史的进程也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说，在原本的历史上，法国大革命最终失败，波旁王朝在欧洲各君主国的刺刀的保护下完成复辟，那时候看起来，共和制实验似乎是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了，君主制才是符合社会科学的选择。此后一直到一战之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依旧都是君主制国家，甚至于直到一次大战争后，二德子完了蛋，而美国的地位大大上升之后，因为英国的存在，主流的观点一度依然是君主制最优，只是君主立宪还是优于君主专制。
同样的道理，当毛熊解体之后，很多人也觉得TG主义已经彻底失败了，甚至于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了，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新冠闯王冲出了商洛山，阿妹你看遍地烽火。而另一边，建州女真却迅速地崛起了……一下子，这个世界又一次面临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了。
所以，社会科学几乎无法用一个直截了当的实验来获得一个可靠的，无可辩驳的结果。这也使得社会理论上的争论，在大多数时候其实都是关于利益，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关于屁股在哪里的争论。
而很多的学者，尤其是社会学方面的学者，在细细地研究了一番法夫尼尔教授和葛雷德教授的言论之后，却发现，他们的那一套理论实在是太符合他们的利益了。
首先，依据这一理论，美国人民都深受“英格兰海盗文化”的侵害，需要从精神上加以疗救，接受欧洲大陆的优秀文化的熏陶，才能摆脱这“缠绕着他们的灵魂的大毒蛇”。
然而谁能担当起一个民族的精神医生的重任呢？毫无疑问，只有他们，也就是所谓的“智识阶层”了。如果这个理论被整个美国的人民广泛地接受，那他们就成了整个美国的精神导师。那……这里面的利益，只要不是傻子，就一定能看出来。
从根本上来说，共同的利益，而且只有共同的利益，才能将一大群人团结起来。于是北美的这些大学中的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教师们，迅速地就团结在了“肃清英格兰海盗匪帮文化遗毒”这面大旗之下，只有一个院系例外，那就是法律。原因嘛也很简单，因为“肃清英格兰海盗匪帮文化遗毒”中，有一个重要的毒素，就是海洋法系。
要清算海洋法系，换成大陆法系，这就等于是砸了整个美国的所有的大学中的法律专业的饭碗，所以，法律专业的也都团结起来，和那些搞哲学、搞文艺的家伙打起了嘴仗。这一下倒算得上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了。学法律的家伙普遍能言善辩，没理都能搅三分。就玩辩论什么的，无论是诉诸于逻辑，还是诉诸于情感，他们的水平都不差。
但是有一点确让那些法律专业的那些家伙非常痛苦，那就是海洋法系国家如今相对于法国的劣势。
哪怕你说到天上去，也顶不上一句：“看看人家法国，能发展的这样好，就是因为人家实行大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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