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效法诸葛亮，给了隐帝一番忠告：
“太后从先帝久，多历天下事。陛下富于春秋，有事宜于禀其教而行之。
亲近忠直，放远谗邪，善恶之间，所宜明审，苏逢吉、杨邠、史弘肇皆先帝旧臣，尽忠殉国，愿陛下推心任之，必无败失……”
郭威看到了后汉的问题，这些见解虽然并不深刻，但切中时弊，更准确地为后汉王朝做了把脉。
后来的事证明，郭威很有先见之明。
史弘肇治理京师，虽然多有辣手，但居然也做到了路不拾遗，整个汴梁城，治安良好。
王章则殚精竭虑，在契丹大乱中原、平定三镇之后，国家财政无比紧张的年度，注意开源节流，集合点点滴滴的余利。
充实国库，几乎没有让国家各个方面出现银根紧张或供应短缺，虽然王章征收赋税手段苛刻。
譬如，以前曾有一个恶政：农家缴纳田税，每斛之外另外补交二升，叫作“雀鼠耗”，也就是将国库管理中的损耗转嫁到纳税农家身上。
王章则在这个恶政之外，加重十倍，规定每斛之外，再交二斗，称之为“省耗”。
二斗，就是二十升啊！他甚至制定更无耻的法令，施行公开剥削政策：以前国家钱币支出、收入，都以八十文为“陌”（一百），到了王章这里变了规矩，下令收入不变，仍以八十文为“陌”，但支出却改为七十七文为“陌”，也有个名称叫作“省陌”。
但他这类无道手段并不是中饱私囊，而是勒紧农民的腰带，维系乱世王朝运转，并且与后晋石重贵时期的“括率”比较，好歹还算是有规矩、比较轻的榨取。
就这样，朝廷除了皇室挥霍、颁赐文武之外，还能做到略有盈余，而陈家的钱财都被王章放到了国库。
因为有这些老臣的“公忠”做事，史称“国家粗安”。
和这些人相比，苏逢吉则没一点可取之处，苏逢吉早年跟着父亲做官，常代替父亲起草一些奏章文书什么的，刘知远召见他，觉得此人“精神爽秀”，于是做了官。
但种种迹象表明，苏逢吉不是一个好官，所以，郭浩根本不想搭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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