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呈秀这一次的登门拜访，自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自从崇祯登基将他和魏忠贤赶出了京城，所谓的阉党其实也就风流云散了。相比起接收了阉党大部分势力的黄立极，吴淳夫这位昔日的阉党骨干就低调的多了。
但是，谨守着工部这一亩三分地的吴淳夫，到了今日却已经成为了朝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因为工部已经成为了科学进步党的大本营，和盘踞在礼部的新东林党并称为朝中的两大势力之一。
在崇祯元年之前的朝廷里，官员本人的声望及其同皇帝之间的亲密关系决定了朝中的权力格局。否则顾宪成也无法以一个区区吏部文选司郎中而左右朝中官员的任免，并试图操纵执政大臣的任命了。而严嵩父子也仅仅因为获得了嘉靖的信任，就肆无忌惮的操纵朝政达数十年，并不管他们身居何职。
这种任人唯亲和依靠私人关系掌控公权力的方式，本身就是封建王朝的政治特色。不过对于崇祯来说，这样的施政方式显然是难以容忍的。因为这意味着权力的失控和行政效率的低下，更换一名执政大臣，也就意味着要清除掉一群在他身后的官员，因为其他人根本使唤不动这些官员，反而要受到这些官员的掣肘，这也就是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
在农业社会中，这样的政治斗争方式乃是常态，也是统治者所默认的政治规则。所谓门生故吏和座师弟子，也是这种政治形态的外在表现。
当然，以后世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这也是小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形态的客观规律。毕竟在小农经济的社会中，农业的结余一共就这么多，能够供养的勋贵官僚是有上限的。但是勋贵和官僚家族的人数，在和平时期的增长却是没有尽头的，为了保存自己家族所占据的阶级地位，就只能通过和平时期的政治斗争和战争时代的王朝更替来淘汰那些多余的统治阶级人口。
对于某个来自后世的灵魂来说，这样的行政架构无疑是难以接受的。所以在他登基之后，就一直推动着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给这种数千年不变的封建体制注入了一些工业时代的气息。
这便是先以内阁职能改制和新设国务会议集中朝廷的权力，提高朝堂上的决策能力。接着便是梳理六部职能和中央及地方官府的行政承接，一是分散内阁和国务会议的行政权力，二便是为了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应该来说，集中权力这一部分其实还是比较顺畅的。比较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统一全国之后就将一切权力收拢到了皇帝手里。如果不是明成祖朱棣搞出了一个内阁制度来，官僚集团想要干预皇权几乎是无计可施的。
虽然在内阁制度成立以来的这两百余年中，官僚集团中的历代精英不断拓展内阁的权力，甚至出现过张居正这样凌迫皇帝的真正权臣，可是内阁依然是无法同皇权相抗衡的。从张居正死后，万历轻而易举的就夺回了权力，就足以证明大明的内阁制度是极不完善的。
由是，对于崇祯登基后改革内阁职能和设立国务会议集中朝廷执政权力一事，文官们采取了乐见其成的默许态度。因为在这一体制改革过程中，损失较大的并不是官僚集团手中的权力，而是原本难以限制的皇权。
虽然在主观上，这一制度上的改革加强和放大了崇祯手中的权力。但是在客观上却是完善了内阁制度，从而让内阁在法理上拥有了抗衡皇权的名义。毕竟在过去，内阁乃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助手，而现在则变成了向皇帝负责的行政机关，这两者之间的地位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由此而带来的另一个影响便是，内阁首辅真正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文官领袖，虽然难以同汉唐时期的丞相相比，但是已经能够令其在皇帝面前保留其独立之人格，这便让首辅之职位更加炙手可热了。
虽说此前崇祯许诺崔呈秀，当钱谦益任满之后，会支持其成为下一任内阁首辅。但是随着内阁制度的完善和国务会议的地位不断上升，崔呈秀发觉皇帝的这个承诺变得越来越缥缈了。
这并不是说崇祯想要反悔，或是说崇祯的权力变小了，而是在内阁首辅地位的不断上升之后，阻止他登上内阁首辅的力量变大了。
崔呈秀虽然在后金入关一役中表现出色，替皇帝稳固了蓟州地方，从而使得朝廷大军能够在地方的配合下逼退了黄太吉，获得了复起的机会。可他毕竟是朝中上下默认的，同魏忠贤齐名的阉党首领，也因为承担这个责任而被迫退隐乡间。
虽然皇帝将他召回了朝堂，但不管是执政的黄立极等人，还是在野的前东林党人们，都拒绝让其再次回归到权力中枢来。被朝中主流势力边缘化的崔呈秀，不得不接受了崇祯的提议，接下了得罪天下士绅的土地改革事务。
土地改革事务虽然让他更为恶名远播，但是却也成功的让横下一条心的崔呈秀，重新在朝堂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不过这也令崔呈秀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令其成为了拥有大量土地的缙绅们的眼中钉，被痛恨的程度和当初力主清丈天下田亩的张居正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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