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投入到一件事上的精力多一些，那么投入到其他事上的精力便会少上一些。就算是一台电脑，内存也是有其上限的。
如果黄台吉把精力分散到同三大贝勒的内斗之中去，那么他还有多少精力可以关注到同大明的战争中去呢。
石门之战的消息传到蓟州之后，不管是正在主持蓟州防务的茅元仪、崔呈秀，还是其他蓟州城内的文武官员，都为之哑然失声了。
在这之前，崇祯可是信誓旦旦的对着统帅部的官员们宣布，这次他不过是去马伸桥转一转，视察一下前方的防线，看看有没有机会东进石门而已。
谁也不明白，不过是一趟简单的视察，如何就变成了同后金石门寨驻军的交战了。据说皇帝还亲自上阵了，虽然朱由检只是坐镇在后营，没有真正出现在战场上。
但是这场意料之外的战斗，迅速改变了统帅部文武官员的想法，不管是茅元仪还是崔凝秀等人，不得不放下了蓟州防务的建设任务，开始按照皇帝的指示，修建蓟州到马伸桥之间的铁路。
原本把蓟州城作为接下去同后金作战的前线想法，很快就被搁置起来了。虽说统帅部和蓟州城内的官员，大多数人依然支持着这个想法。
不过因为崇祯率军击败了后金的前锋，夺回了石门寨，并驻扎于石门寨中。不管是谁，此刻都不敢再提及让皇帝撤回来，守在蓟州城，等待后金军队自己退出长城去的想法。
对于普通的军民来说，这次胜利倒是一下驱散了他们原本惶惶不安的心情。蓟州城内的人心终于安定了下来，不再有人成群结队的逃难去了。
而京畿地区的百姓也都松了口气，他们觉得既然皇帝亲征又取得了一次胜利，那么那些后金鞑子再凶残，这次也应该打不进京畿地区了，他们这些小老百姓，倒是可以在家安稳的过年了。
茅元仪和崔呈秀两人很快带着一只援军，和大量的辎重赶往了石门寨。仰赖于战争公债的发行，筹备作战物资的工作倒是进展的相当顺利。
海运规模的迅速发展及华北地区水利工程计划的实施，使得天津及通州一带囤积的物资，要远远超过这一地区最好的年份。就算是万历初年最为兴盛的天津，也不及此刻天津市面的三分之一。
在崇祯登基之后，作为内府积极扶持兴建的北方第一大港，天津不仅仅是华北新兴产业对于日本、朝鲜、琉球等地的商品输出港，也是以上这些地区加上南中国各港口对华北输入原材料和土特产的输入港。
内府从各家银行筹措的资金，除了钢铁煤矿业之外，其他部分基本就投入在了天津。在这种海量资金的投入之下，天津几乎是每天都在有所变化。
而一旦一个地区开始出现了巨额资本的投入，很快就会出现资本聚集的效应。简单的来说，越是有钱赚的地方，人们便乐于投入更多的资本。
不断增长的海运规模，同不断下降的海上运费是成正比的。天津的物资越是充裕，此地的物价也就越是低廉，而城市人口聚集的数量就会暴涨。
而反过来，充足的人口也就导致了人力资源成本的不断下降，让城市内的各个产业更容易获得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这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当然这种超越常规速度的城市发展，也同样受到了低下的交通运输制约和农业时代各地市场较为分散、封闭、狭小的影响。简单的来说便是，天津新建的大量工坊，都出现了生产速度超过销售速度，难以回笼资金的问题。
不过崇祯二年后金入侵的事件，导致朝廷发行了500万元的战争公债，用以支持这场战争。而这些公债的大部分，都流入了天津市面上，为那些新建工坊提供了流动性，解决了这些工坊资金不足的难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金入侵的危机，倒是让大明消除了一次潜在的经济危机事件。
而随着茅元仪、崔呈秀而来的，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人物，如夏允彝和郑芝虎等。夏允彝几人是因为收拾行李，所以没能赶上崇祯的大军，等到了蓟州，才知道皇帝去了前线，夏允彝这才赶来上来。
而郑芝虎此前被安排运输一批物资前往旅顺，等到他返回天津后才听到皇帝亲征的消息，他便立刻带着一批部下匆匆赶到来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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