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号”的排水量约为560吨，如果按照战时编制，每吨位配备一人，那么“郑和号”可以载500多人。
如果是和平时期的编制，那么平均每4吨配1人，可以配备140多人。但是按照荷兰商船的标准，就是6.29吨每人，预计配备90余人。
不过现在作为海军训练舰，“郑和号”上的人员配置了150人，差不多是4吨一人。其中海军实习的士官生占了差不多一半，约70人。
而原“圣胡安号”留用的人员大约为35人，其中大半是东南亚土著。剩下的45人便是从天津水师中抽调的人员。
虽然“郑和号”经过改造后，设置了不少滑轮组以帮助收放帆布。但是爱德蒙唐泰斯还是觉得，爬桅杆是一名水手和士官生的基本技能。
因此在出航后，他坚持把那些滑轮组都拆除了下来，让士官生同水手编成一组，命令他们每日攀爬桅杆，清理甲板。
爱德蒙唐泰斯的举动，让士官生和中国水手大为不满，在他们看来，有简便安全的滑轮组不用，非要他们在颠簸的航行中攀爬桅杆，这是一种迫害。
但是随船出发的海军教官，选择支持了爱德蒙唐泰斯的命令，这才使得士官生和水手们没有在船上爆发，针对这名荷兰人的叛乱。
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接受了这个事实。攀爬桅杆的风险之大，很快便教育了这些士官生们，让他们知道了，为什么大家都畏惧出海航行。
短短100多天的航行，当“郑和号”返回天津港的时候，船上人员的伤亡率已经达到了10%。4人死亡，3人失踪，3人重伤，5人轻伤。
从桅杆上摔下来的伤亡事故达到了8起，占据了伤亡人数的一半以上。剩下的7人，两人是因为食物中毒，1人是前往船头方便时落海，还有三人则是在攻打库页岛北部一处土著人聚集的河谷时，不慎被土著人的弓箭所伤。
船只平常航行时的人员损耗率，几乎是战时的4倍。在爱德蒙唐泰斯看来，这次航行中这些士官生的表现，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比起欧洲各国培养航海人才的船舱侍童制度，这些士官生的航海技能，大约也就同船上待了2年的侍童差不多。
不过他同时也承认，把一名侍童培养成可用的航海专业人员，大约需要花费8-10年的时间，和耗费大量的资源。而且也不能保证，这些侍童都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船长。
毕竟侍童的个人天赋和教导他们的船长个人水准，决定着这些侍童们究竟能不能成材。
而这些中国海军士官生们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起点却比侍童们高多了。虽然他们没有出过海，但是对于航海知识却已经进行了系统的学习。
船舱侍童制度的成材率，大约也就是十分之二、三。因此爱德蒙唐泰斯觉得，经过这次航行后，还愿意从事航海的士官生能留下三分之一，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了。
经过了这次试航，爱德蒙唐泰斯也总算明白了，为什么皇帝陛下不愿意听从他的建议，修建一只大舰队，从荷兰人手中夺取香料群岛的意见了。
中国的海军还没有习惯于离开自己的海岸线航行，离开中国越远，离开陆地越远，他们就会产生恐慌的情绪。这个时候不要说战斗力了，就是不发生叛乱都是值得庆幸的事。
这同样也让爱德蒙唐泰斯感到很惊讶，因为中国官军同中国南方的海盗，简直是两个物种。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像是西班牙人同荷兰人的区别那样大。
中国的官军是如此依赖于陆地，而中国海盗在海上则毫无畏惧，即便是公司的船只，有时也不得不认可这些中国海盗在某个海域的特殊权力。
在他看来，中国南北地方的差异如此之大，居然还能维系在一个帝国之内，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爱德蒙唐泰斯对于本次出海航行的思索，并没有干扰到前来接收“郑和号”运输物资的管事的喜悦心情。
“郑和号”这次除了送人前往朝鲜，和北上试航行之外，还携带了近三百吨的物资，用于济州岛港口的建设，及日本、库页岛、东北滨海地区的贸易。
这些物资的种类，主要是食盐、铁器、棉布、靴子、镜子等日用品。这些物资在日本、朝鲜和库页岛、东北滨海区都很好销售，特别是后两个地区，基本上从大陆带去什么货物，这些土著都想要。
唯一能够限制销售货物数额的，不是这些土著的消费欲望，而是他们的消费能力。
原本在库页岛南部，每年4、5月有一个小小的交易集会。从东北滨海区跨海而来的土著，岛上的土著，加上一些日本商人，在这里交换各自携来的物资。
但是在今年，这个小型的贸易交流会被打破了。中国船只带来的大量廉价日用品，迅速击垮了那些小本经营的日本商人，让他们的货物根本无法卖出。
而东北滨海区的土著和库页岛南部的土著，他们能够用于和中国人进行交换的物资，主要还是各式皮毛，还有一部分黄金。库页岛上有着储量不小的山金，在夏季雨水的冲刷下，会沿着溪流汇聚到山下的河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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