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代表暂时还是按照19个行政区划分配的名额，每次开会不过57人，开会补助加上召开会议的费用不过2万不到，而正式代表加上非正式代表的年薪大约2万出头。也就是说，这个商人代表大会每年要支出4万2千元左右。
澳门的檀香木入口价40元每担，每年约8、9百担，总值3万余元。京城、张家口的貂皮每年贸易数量1、2万张，这还只是纳税过的数量。
最下等的貂皮1.4元/张，中等的2.8元/张，最上等的貂皮则是4.2元/张，虽说貂皮以中下者居多，但便是以2元每张计算，也要2-4万元的价值了。
而至于人参，市面上虽然多冠以高丽参，但是每年光纳税的人参就超过了6000斤，即便是按照关外的进货价每斤人参16两计算，一年也超过了9万6千两，约合13万4千4百元。
不计算其他奢侈品，光是以上三类货物的每年销售价值就快到20万元了。以50%的税收计算，就是9万余元的新增税收。
扣除支付商人代表大会的支出，加上征税的成本，户部每年大约多了3、4万元的额外收入。这还不算，户部官员将会在这些征税过程中能够获取的额外好处。这显然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会议。
不少户部官员同时也发现，以往他们向朝廷建议调整下商税，朝堂上还没有作出什么决定，民间已经风风雨雨，似乎朝廷又提出了什么横征暴敛搜刮民财的政策。
结果往往是朝廷搁置讨论，而提出建议的官员则被斥责降级。久而久之，在商税问题上只能减不能增，倒成了大明的政治正确。
老实说，除了户部几个堂官之外，大多数户部官员都是赞成增加商税，以减少田赋的。根据太祖订下的规定，苏松地区的人员不能出任户部官员，因此可以说户部官员是受到商人势力影响最小的一个部门。
这些户部官员，特别是中下层官吏都还算是能够看明白大明财政的根本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的。从户部收集到的地方资料汇总就能看得出，便是按照现有的税率征收田赋，都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事了。
自从万历末年加征九厘银之后，各地的百姓负担差不多已经到达极限了。对于地方上的豪强缙绅把自己应当缴纳的税收分摊到其他百姓身上的弊病，他们都是心知肚明。因为有些官员在家乡也是这么干的，他们怎么会不清楚大明百姓的负担到了什么程度了。
这也是为什么，在讨论加征田赋的时候，朝堂上并不缺乏反对者。因为这些官员们很清楚，看起来平摊到每个人头上不多的九厘银，不过是糊弄皇帝的数字游戏。
在真正征收的过程中，这些税款大多只会落到二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一的百姓头上去。这么一来九厘银就成了一分八厘或是二分七厘的重税。
而这只是缴纳给朝廷的正税，按照大明的惯例，地方上起码要收3-5倍的数目。这倒不是因为地方官员过于贪婪的缘故，而是因为税收制度的不完整，朝廷没有给征税人员发放保障他们生活的工资和提供征税的成本，加上从地方到京城的运输费用，和各处打点的费用。
要是让地方官员只征收朝廷规定的税额，那这名地方官恐怕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因为替朝廷征税引发的亏空了。
所以只要稍稍有见识和阅历丰富一些的户部官员都很明白，在田赋上打主意不仅没什么希望，很有可能征税成本还要超过征收上来的税额。
倒是商税上面，不仅征税的成本比较低，只要在交通要道设卡就是了，只要税额低于商队的绕道费用，自然就不必害怕商人逃税。而且以大明商业的规模，可征税收的余地也很大。
但是提出增加商税的政治成本太高，在大明的政治正确舆论引导下，任何提出一个商税的官员都必然会失去政治前途。这样一来，谁还愿意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去挽救这个国际呢。
不过现在皇帝弄出来的商人代表大会，绕过了大明的政治正确。这些户部官员只要按照会议的决议去制定实施纳税计划就好了，这不仅让户部官员们躲过了政治上的麻烦。
最为重要的是，几乎每个纳税计划的实施，都代表着户部在地方权力上的扩展。只要是官员，没有人不希望自己部门的权力扩大的。和他们的亲友家族有可能受到的损失相比，他们从权力扩大上受到的回报要大的多。
一名派去地方上的税收征收员，年薪大约为60元，但光是默认的灰色收入就是年薪的2-3倍。现在地方上一名七品正县的年薪大约为84元，虽然县官的外快不少，但别人毕竟是十年寒窗苦读出来的，而一名税收征收员不过是户部从民间招募来的公务员而已。
而负责主管一地税收的户部官员，他所能获得的收益，自然不是从前坐在京城收点地方官孝敬能比的。毕竟在地方账目上划拨钱粮和实际经办业务那完全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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