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最后一日，在文化殿的皇帝办公室内，崇祯正在接见顺天府府尹毕自严。因为天气寒冷，文华殿内又没有火道，因此房间内摆放了一个青铜鎏金的熏笼，烧着上好的硬木料制成的红罗炭。
在这间被隔开的房间内，由于空间被缩小，因此仅仅一个熏笼就已经让房间内温暖如春了。在熏笼的上方还加装了一个铁皮制成的烟道，原本气味就很淡的炭火味道，现在更是难以闻到了。
“…陛下，刘重庆调任北京市市长，臣也非常赞成。但是以京城市政厅为主建立北京市政厅，还把宛平、大兴两县的京城部分划入北京市，是不是有所不妥？
京城市政厅虽然自成立以来分担了两县和顺天府的不少工作，但是自古以来朝廷治民，都是采用郡县制，百姓也早就习惯了县衙的存在。现在贸然让市政厅取代县一级的衙门，会不会让百姓对朝廷失去敬畏感？
自从京城市政厅在宛平、大兴两县设立商业法庭之后，商业纠纷的案子就从过往三天不到一件，变成了现在一天三十件左右。
如果让市政厅接管了两县在京城的辖区，那么失去了对衙门敬畏的百姓，会不会把平时的小纠纷也告上了法庭呢？这样的话，光是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会耗去市政厅大量的资源。
京城乃是天子脚下，大明的首善之区，如果京城变得如此混乱不堪，那么大明其他地方又将会变得怎么样呢？陛下治国当以无事为上，不可使天下纷纷扰扰，让百姓人心浮动难以管束啊。”
朱由检认真的听完了毕自严的理由，这才开口说道：“毕卿的话说的很好，但并不适合今天的大明。与民休息，国初时自然是正确的，毕竟当时江山鼎革，数十年战乱之后中原人烟稀落，百里无鸡鸣乃是常态。
因此太祖不欲生事，才制定下了休养生息，与民休息的政策。但是二百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荒无人烟之地也都变成了人烟稠密的地方，甚至连以往人迹绝踪的深山大谷也有了人家居住。
今天的大明，不是朝廷不去干预百姓的生活，民间就会平安无事，可以安居乐业的。大明人口的增长速度，加上各地缙绅对于土地的兼并程度，这就决定了，我大明百姓无田无产，找不到出路的游民会越来越多。
这些人，在大城市里就会变成苦力和流氓；而在经济落后的地方，就会侵占山林毁林种地，成为地方上没有户籍的棚户；或是结成团伙，盗采矿山，成为抗拒官府的山寨。
朕以为，在这种状况下，朝廷越是想要天下无事，不愿意主动去管理，天下就越是沸沸扬扬。地方上的良善之民得不到朝廷的保护，会对朝廷失去信心。而那些恶势力则会失去对朝廷的敬畏，同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勾结，想要取代朝廷在地方的官府，成为当地的权力中心。
朝廷之政令如果出不了京门，地方上一边借着朝廷的名义横征暴敛，一方面又拒绝向朝廷缴纳正常的税赋，还有人道貌岸然的公然煽动民众对抗朝廷，说朝廷不体恤百姓，是苛政猛于虎，这样的人究竟是想要做什么？毕卿不妨为朕解说一番？”
毕自严顿时沉默了下去，他不是对民生一无所知的士大夫，反而因为熟悉实务，被东林党人认为是少有的通晓经济的官员。
崇祯所说的这些民间弊况，他不是有所耳闻便是亲身接触过。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士大夫，从小学习的便是儒家的这一套治国理论。
自董仲舒、朱熹等学者对儒学不断的注解之后，儒家的礼教治国加上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已经在大明正统的士大夫教育中根深蒂固了。
地方官府尽量不去干涉百姓的生活，让他们安居乐业。除了极少数的刑事案件，大部分民间发生的纠纷，最好能够让地方缙绅、宗族内部消化，不要把矛盾上交给地方官介入。这就是大明的政治正确。
也因此，在大明每六年一次的京察中，官员在任内的诉讼案件数量，也成为了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就是所谓的政通人和，当然有些无能的官员便以此为借口，拒绝接受百姓的诉讼，来作为自己的政绩，那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了。
毕自严虽然比这些无能的官员要强，认为平息诉讼还是要立足于解决民间的矛盾上，但是他也脱离不了，把这些矛盾交给地方宗族自行处理，主张以道德教化为主，使得百姓恢复过去的淳朴习俗。
但是这在崇祯看来，所谓的道德教化和恢复淳朴习俗，无非就是一个愚民政策，和让人安于本分，遵从于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罢了。
简单的来说，大家都知道红烧肉好吃，儒家认为如果每个都知道了这个事实，就会人人都想弄红烧肉吃，没人愿意吃糠咽菜了。
红烧肉一共就这么多，白米饭也只够一小部分人食用，大部分人平日里只能吃糠咽菜。如果人人都想吃红烧肉白米饭，不愿意吃糠咽菜，岂不是天天都要进行斗争。就算有人一时侥幸吃到了红烧肉和白米饭，但是下一顿是不是还有的吃，谁也没有把握。
于是吃着红烧肉的士大夫们认为，只要让大部分人不知道红烧肉是什么滋味，甚至于认为红烧肉白米饭同糠菜窝头没什么区别，那么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纠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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