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崇祯在祭祀辽东死难将士时，德胜门、西直门箭楼上的守城士兵突然看到大队人马向着京城涌来。他们立刻就向把守两门的城门郎、内官进行了汇报。
然而这些前来报警的士兵发觉，应该在城楼内值守的城门郎、内官都不见了，他们顿时慌乱了起来。
北京城每一座城门都是由城楼、箭楼、闸楼和瓮城等组成得综合性防御建筑群，再配合城外的护城河同城墙，构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
北京城的城墙高度并不统一，但是东北角这处对外也有7米多高，对内则超过了5米高。
外侧凸出保护城门的箭楼高出两侧城墙近20多米，坐落在一座用砖包砌的大型城台之上。
为了有利防御，城台又比两侧瓮城的城墙高上了5、6米，从城外看去，从地面到箭楼顶部起码有5倍于城墙的高度。
箭楼的平面就像是一个梯形，长边对着城墙外有30多米，短边对着内侧的瓮城约20余米，进深有近20米。
箭楼分为4层，除面对瓮城一侧为敞开的进口外，其余三面都开设了箭窗，共计82个。
箭楼和城门楼之间的距离在110米上下，箭楼两侧以圆弧形状修筑了两道城墙，把城门保护在瓮城之内。瓮城两侧各开了两个小门，上面有一座闸楼，这两道城墙相距了70米左右。
城墙的顶部宽度基本相同，大约为10米。除了雄伟的城门防御建筑外，还有每隔一段距离修建的敌台，城墙转角处的角楼。
一般而言，就算就什么敌军跑到了北京城，看到了这座城市的真实面貌之后，也会打消强攻的念头。
也先也好，俺答汗也好，他们到曾经攻到了这里，但是在这道城墙的保护之下，两位草原上的君主最终还是放弃了强攻，带着部属泱泱而归了。
但是守卫城市最终需要依靠的是人，而不是一道城墙。京师有内城九门，外城七门，加上皇城四门，共有20门。
太祖时期，皇城四门设门正、门副，以内官充任皇门官。永乐之后，太监的权势大涨，皇门官开始插手外城的事务。
到了成化年间，内官监太监陈良第一次出任提督都城九门暨皇城四门，此后京城各门的防禁就大半落入了内监手中。
内城九门额定兵员3759名，外城七门额定兵员3104名，皇城四门的额定兵员则超过了8千。
但是明末的政治腐败同样没有让京城各门守卫成为净土，根据固定，提督九门的内官和各门把守内官都有点军的权力，就是合法的挑选一部分士兵作为自己的军伴，可以用作亲兵，也能当做免费的仆役。
万历皇帝末年，兵部尚书薛三才就指出，京城内外16门6800名军士，被内官占为私役的就达到了4332名，对于人数更多的皇城四门，连兵部尚书都不敢捅出来。
虽然事后，提督九门的内官受到了申黜，但是实际上情况并没有得到改观。
原本内外16门，每门个200多守门兵丁，现在也只剩下了5、60名老弱兵丁罢了。
而负责门禁虽然是守门内臣，但是掌管九门锁钥铜牌的却是中军都督府，而根据明朝大小相制，上下相维的治官原则，还有一名兵部主事负责一月两次的点视。
可以说北京内外九门的管理本身就不是事权一统，权力分散的结果就是，当德胜门、西直门的城门郎、内官不见了之后，这些守城的军士顿时失去了主张。
如果外面是敌军，他们自然可以关门示警。但是外面都是北郊大营的京营士兵，如果他们贸然发布了警报，却只是误报的话，事后恐怕第一个要砍脑袋的就是报警的人。
两座城门的守门军士，不约而同都选择了同一个方式，派人向皇城内的提督九门内官徐应元请示。
当朱由检这边的祭祀快要完成的时候，一名内侍忙不迭的跑进了祭坛前的广场。
不一会，王承恩就小步跑到了崇祯边上，告诉了崇祯一个坏消息，京营一些军士因为不满自己被裁撤，正涌入了京城要找皇帝求情，废除新政恢复旧制。
“北郊大营的营官和戎政府的主官有没有送来消息？闹事的有多少人？他们是从那里进的京城，现在又往那去？他们带了武器了吗？”
朱由检的一连串问话，顿时让王承恩张口结舌，他楞了一会才说道：“是徐应元派人送来的消息，只说有许多人，起码上万了吧。他们从德胜门、西直门进来的，有没有武器这个没有说，其他地方都没有传来消息。”
朱由检平静的说道：“派个人去打探清楚，命令徐应元守好皇城四门，不要轻举妄动，要是让乱兵冲进了皇城，他就自己抹了脖子吧。再派人去巡警署和消防局，让他们守住京城的武库、各武器作坊，不要让人趁乱抢了武器铠甲去。”
几乎在崇祯收到消息时，在内阁值守的黄立极、施鳯来、张瑞图几位阁老也收到了京营生乱的消息。
黄立极一边命令戎政府属官去劝说这些闹事的兵丁回营，一边命令俞咨皋集结城内的兵丁准备平乱。
接着黄立极让施鳯来立刻去外城，把崇祯接回皇城之中，让兵部尚书王在晋率领正在祭祀的各京营军官，去安抚进入京城的乱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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