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预防？”问话的是次辅陈演。
蒋德璟转对他：“李弘、魏国公的家奴、魏国公、还有那些参与此事的人，都必须被严惩，以儆效尤；第二，对于逮赋者聚集在衙门前请愿，影响衙门正常工作，甚至鼓动百姓者，各地官员都要拿出魄力，该驱散就驱散，该惩处就惩处，绝不可坐任事情闹大，而内阁要做官员的后盾，将此意见明发天下，如此才能刹住逮赋者在衙门前聚集，试图鼓动民心，给朝廷制造压力的歪风。”
如此一来，骂名就都是内阁的了。
而内阁首辅周延儒自然是首当其冲。
听到蒋德璟的建议，周延儒表面不动声色，心中却是恼怒，各地官员如何处置，叫官员们自己斟酌，出了事情，内阁出来收场，看情况，游刃有余的进行处置，但如果将内阁的意思明发天下，各地官员有了胆气，照此处理，那么那些逮赋者的怒气就都会冲向内阁，他这个内阁首辅不就是臭名昭著了吗？
不过当着崇祯帝的面，他不能露出愠色，只能默不吱声。
陈演皱着眉头道：“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中葆何以认为，魏国公一定参与其中了？”
蒋德璟肃然道：“就算没有参与，也有失察、纵容之罪，府中家奴敢打着他的名义，到外面行此恶事，又岂是一日能养成？怕是一贯如此吧？”
陈演微有尴尬，退了回去。
“臣附议。相关人等，必须严惩。”四辅范景文站出。
五辅黄景昉犹豫了一下，没有站出，和范景文不同，他能入阁，和周延儒有莫大的关系，虽然心里支持蒋德璟，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好意思对周延儒和陈演落井下石。
内阁的争论，崇祯帝都听到了，对蒋德璟的意思，他是赞同的，而周延儒的圆柔处置，他也不反对，而在这期间，他已经思谋好了对魏国公的处置，于是从御案上翻出孟兆祥和冯元飏的联名奏疏，提起朱笔，在最后的处置上，稍微改了一下。
对李弘的处置，孟冯二人定的是籍没家财，充军流放，但崇祯帝直接改成了斩。
魏国公的家奴，定的是杖八十，崇祯帝也改成了斩。
至于动手的那几个流氓，更是斩首了。
而上下其手，参与到了其中的几个逮赋者，都是籍没家财。
应天府衙的不肖之徒，依刑责，分别是流放和杖刑。
而最重要的，也就引人注目的，就是魏国公徐文爵本人的处置。
崇祯帝放下朱笔，转对王承恩：“拟旨，魏国公，治家不严，放纵家奴，朕甚为失望，着罚俸三年，闭门思过，现在担的职务，全部免除。”
对前面的人，都是重责，只有对魏国公徐文爵是轻放。
由此可知，崇祯帝对勋贵，还是留有情面的。
“遵旨。”
对崇祯帝的处置，内阁没有异议，内廷批了红，压上大印，内阁画了押，这道圣旨就发了出去。
……
皇太子朱慈烺回到京师时，圣旨已经发出去有二十天了，南京那边在接到圣旨之后，立刻就做了处置，抄家的抄家，流放的流放，李弘和一干人等押入死牢，等待秋后问斩。而一向是南京第一尊的魏国公府，瞬间从高峰坠入到了低谷，府门紧闭，更有锦衣卫把守，俨然已经是不能自由出入了。
同时的，各地官员也接到了内阁的公文，该驱散就驱散，该处置就处置，但是秉公执法，出了事情，自有内阁担待，于是官员都硬气了起来，不再姑息，各地衙门前为了逮赋之事聚集请愿之事大幅减少，尤其是在知道魏国公被惩处，李弘被定了一个斩首之后，敢于顶风作案的就更是少了--银子虽然重要，但脑袋更宝贵，真要惹怒了朝廷，落得李弘的下场，那就因小失大了。
不过心中的怨气却是难解，去年是暗恨太子，认为太子追逮赋是不知道民间疾苦，今年则是恨上了内阁，若不是内阁的公文，府衙怎敢用棍棒对付我们？
于是骂声四起，逮赋者以及他们的家属，都将矛头指向了周延儒，编出各种段子和诗词，辱骂周延儒，同时的，他们也没有放过始作俑者，那就是皇太子，虽然不敢明着骂，但却也是拐弯抹角的编了一些污蔑的段子，或者是借古讽今，用唐太子宋太子，讽刺现在的大明太子，甚至连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也出来了。
但恨归恨，骂归骂，但眼看朝廷的欠赋不交是不行了，去年到今年，朝廷的压力一天比一天，那些御史言官也一天比一天没有耐性，最重要的是，继续拖延下去，不但年年要收利息，而且家族中人不能参与科举--这个措施太狠了，没有科举，就不能当官，而没有当官的子弟做后盾，再大的家族也会逐渐败落，因此，只能含血咬牙，将朝廷的欠赋一分不少的全补上。
短短一个月，除了一些特别顽固的钉子户和一些确实没有钱的落败户，江南大部分的逮赋者都补上了历年的欠赋，粮米和银两，通过漕运，源源不断的运往京师……
回到京师，朱慈烺就连续听到这两个好消息，嘴角不禁露出了微笑。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尤其是在赋税极低的情况下，有钱人就更不应该积欠朝廷的税赋，奈何，投机取巧的士绅太多，渐渐成了大明的顽疾。而为了医治这个顽疾，朱慈烺在朝堂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又背负了巨大的骂名，才好不容易的将“追逮赋”推行了开来。
说起来，真是艰辛，不过终算是做到了，经此一次，江南士绅必不敢再轻易欠赋了。
而能进行到这一步，朱慈烺对蒋德璟很是感激，若没有蒋德璟在御前的一番言，内阁绝不会“自揽责任”，发出那样的公文，江南各地衙门前聚集的士绅，也不会轻易散去。
至于魏国公的处置，则是在朱慈烺的预料中，他的父皇崇祯帝骨子里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对于贪官和无能的官员，从来都不会姑息，但对于亲贵和勋贵，却又有点感情用事，崇祯十二年，朝廷财政困难，首辅薛国观提议向勋贵们募捐，这本是一个好主意，崇祯帝也知道，不少勋贵富的流油，奈何最后就是推不下去，究其原因，就是崇祯帝心软，面子薄，架不住勋贵们的哭穷，偏偏薛国观又不自律，被政敌抓住了把柄，五皇子又忽然死去，临死前的一番话，吓着了崇祯帝，募捐之策就此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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