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奉天皇姑区的南部有座火车站，它就是皇姑屯车站。
1907年，京奉铁路从新民通到现在的皇姑屯车站，当时名字叫京奉铁路终点，后来又将终点站向北市场延伸，京奉终点改为奉天总站。
当时除了日满铁路外，奉京铁路是唯一一条通往关内的铁路交通线，也是东北一条完全用民族资本修建起来的铁路，为当时主政东三省的奉系军阀张大帅巩固东北实力，发展东北经济并向关内扩张势力范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皇姑屯车站当时名为皇姑坟车站，后又恢复为皇姑屯车站。清朝末期到中华民国初，当时的奉天市除沈河、和平两区有建筑外，其余地方几乎都是菜园子、荒地、水泡、乱石岗，而皇姑屯由于铁路的开通，又是终点，所以经济比较发达，商贾云集，仅商号、货栈、药房等有30多家，饭庄、油坊表店、银匠铺、刻字社、照相馆、邮局等多处。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当时皇姑屯的小学，都是奉天市皇姑地区较早的学校，规模也较大。皇姑屯商会小学建于1904年，校董事长是皇姑屯商会会长、裕同货栈老板孟树增；皇姑屯扶轮小学建于1913年，是京奉铁路局为皇姑屯和皇姑屯修车厂的子女们创办的公办学校；皇姑屯普育小学，是一位姓王的老私塾先生办的学堂，影响较大，现在仍有以普育学校名字命名的胡同叫普育里。
皇姑屯还有“皇姑坟”、“积善寺”等，每年4月18日和逢五、逢十都有庙会。
由于当时的繁华，加上车站地处交通发达，东临当时繁华的北市场商业区和三洞桥东侧的奉天总站货场和张大帅开办的奉天纺纱厂，南靠日满铁路货场，西向渐有工业雏形的铁西区，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北靠进出山海关的陆路要道，也是著名的皇家御路，现在的华山路，当年清朝为皇帝回盛京城祭拜两座祖陵所修筑的。
所以在围绕皇姑屯车站附近聚集了大批由关里逃荒来的山东、河北及河南的“闯关东”的人们。他们一户一家地盖起简易的窝棚，逐渐形成了以籍贯为链带的聚居的棚户区。
那时的老乡关系胜过血缘，彼此帮助和依靠贫苦度日。克俭、华山和亚明等棚户区就是那时开始形成的，这里居住的大部分都是祖籍在关内的生活在底层的普通劳动人民。
随着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的爆发，东北军阀张大帅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关东军分子炸死在“三洞桥”处，皇姑屯成为世界所瞩目的地方。
张大帅虽出身绿林，没有读过书，可是深知国家民族大义，他致死的最大原因，因张未能执行所谓“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东蒙古农工业的中日新约”部分。
日本人虽在北京向袁世凯敲诈成功，但在东北，对张大帅曾多年交涉，终未能如所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是著名的日本外交家，某次为中日交涉，曾向张大帅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说完话，就起身送客，弄得吉田很难堪。
这件事之后，日本由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出面，曾经多次向张交涉，但都未果。
因为此时张已在北京就任“安国军大元帅”之职了，1928年，国民政府军北伐，奉系接战不利，张大帅决心退出北京，日本对这种局面很不安。
6月1日，据说芳泽曾秘访张大帅，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否则对他不利，如能接受则日方保护张氏经大连返奉天。这次会议时间很长，站在客厅外面的侍从人员曾听到张氏大声说：“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
6月3日凌晨1时，张大帅离北京，4日晨5时30分张大帅专车进入奉天皇姑屯，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桥下时，轰然一声巨响，吊桥桥板塌下，刚好压在第三、四、五节车厢上。
吊桥桥板分为3节，支以石柱，柱外包以钢骨水泥厚6尺，所以如果不是特殊的爆炸物，不可能发挥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同时火车通过桥下，若非用电流计算时间，亦不可能如此准确。
火车被炸后，现场尸骸累累，惨不忍睹，张大帅重伤，其他车厢均系随行人员，见张出事，乃迅速抢救，将交道口出事地点警戒，不准人接触现场，并用汽车送张大帅返奉天。
张因伤重，于上午10时去世，享年55岁，但这个消息被封锁，外界完全不知。
根据日本投降后所泄露的各种资料，关于张大帅被暗杀经过，确实为日本关东军所策划及组织。当时关东军的司令官是村冈长太郎中将，关东军的重要将领认为张大帅是日本控制东北的最大障碍，如果不除掉张大帅，则日本在东北的阻力非常之大，所以村冈乃亲自主持暗杀张大帅。
最初村冈曾秘密派遣日本驻哈尔滨武官竹下义晴到北京去执行，但被河本大作参谋窥破，认为北京耳目众多，暗杀工作不易掩匿，所以改在张大帅回返东北时发动，即由河本担任行动总指挥，阴谋决定日期是在5月31日后，暗杀地点本拟在京奉路巨流河的路桥，后因这一地区中国军警监视甚严，没有从容布置的机会，因此河本才选定皇姑屯南满路的吊桥为下手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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