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是和双方之间对琵琶湖、大和川周围的富饶领地的争夺，特别是对大和川中上游领地的争夺导致双方矛盾加剧分不开的。
大和川是倭国琵琶湖入海的唯一通道，之前提过的濑田川便是此时大和川的一个支流，作为此时倭国京都所在的主要河流，沿着琵琶湖往下游一直到入海口的大和川及其支流两岸大片的土地，是倭国此时最重要的产粮地。
物部氏作为倭国早期的强大部族之一，掌控着这时倭国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负责代表倭国祭祀一百八十神灵，在同时代的其他部族逐渐消亡后，物部氏也控制着大和川最重要的中上游大片领地。
在古代倭国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大河川的中上游地域往往成为豪族们竞相争夺的根据地，却不选择在下游地域建立根据地。
这是因为只要控制了大河川的上游地域，就可以很方便的以此作为进出大和盆地的据点，另外也卡住了京都对外的联系，而己方则可以借助所控制的河川与大和国以外的领地保持密切联系，随时可以获得必要的支援。
另外在古坟时代倭国国内官道还没有一个完善的体系，水路运输仍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倭国古代河川水运的管理与支配，是豪族政治与经济的命脉，不能不令各豪族极度重视。
推倭国古十六年纪记载，从公元五世纪以来，大和川上游和其支流两岸大片土地的管理、支配权，就是控制在物部氏及其同族物部依网连氏等多家与物部氏有盟友关系的家族手中。
在大和川支流之一的布留川和大和川汇合处就有著名的石上神宫，是物部氏的祭祀地，因此布留川虽然控制在阿焙家族手里，但也受到物部氏深厚的影响。
物部氏掌握了大和川的上游位置后，随时可以逆流而上经由初濑川、布流川抵达这时的京都，对己方在城内的势力加以支援，因此这才可以肆意对苏我氏展开武力清洗。
其实苏我氏家族的实力也不弱，可是因为苏我氏的崛起基本上是从苏我稻目的曾祖父苏我满智时代才开始正式崛起，因此苏我氏家族控制的领地主要还是在中下游位置。
从五世纪后半叶的苏我满智时代掌控中游的飞鸟川开始，到如今的苏我稻目时期，苏我氏家族逐渐掌控了曾我川、葛城川等大和川中游比较重要的河川。
葛城川本属葛城氏控制，但葛城氏被大伴氏与物部氏这样负责军事的伴造氏族消灭后，葛城川随即为苏我氏所控制，另外下游的石川以及大和国西南部、河内国南部的诸河川均为苏我氏所控制。
葛城氏没落后，本来以摄津、河内为根据地的大伴连氏、物部连氏等连姓豪族成功进入大和，建立起自己的田庄，在石上建立祭祀地，并由此而与沿河各领地保持密切联系。
但是，苏我氏在葛城氏没落后独占了葛城川、高田川、葛下川以及大和南部的诸河川与河内东南部的石川的管理与支配权，严重威胁到了物部氏和大伴连氏向从大和进出河内的安全。
因此双方对于大和川沿岸重要领地的争夺是双方矛盾激化的第一个主要原因，而第二个原因则是和双方因为宗教产生的。
在古代祭祀的地位非常高，掌管祭祀的家族在国家大事中往往有着浓厚的话语权，而物部氏这时就掌管着倭国最主要的祭祀职权，其早期的权势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可是就在十几年前钦明大王刚刚统一政令的时候，苏我氏族长苏我稻目却极力向倭国钦明大王建议，积极从中国和百济引入浮屠教作为倭国的国教，这就极大威胁到了掌管倭国神灵祭祀物部氏的利益。
物部氏本来就忌恨起借助自己力量崛起的苏我氏，这时苏我稻目挖人家的墙角不说，连人家物部氏的房子都要拆掉，这让人家物部氏如何不忌恨。
于是双方一方面是因为对于大和川沿岸领地的争夺，还有一方面则是因为佛教文化传入与倭国传统神道之间的矛盾，双方势力集团之间不时就会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
从公元540年由钦明大王统一政权苏我稻目继任大臣开始，他积极增设、经营朝廷的屯仓，主张尊奉佛教，甚至将私人宅邸改修为佛寺，其虔诚之心可见一斑。
苏我稻目执政期间，一直与当时同掌朝政的物部氏因争夺权利而敌对，就在八年前（552年10月）倭国发生的尊佛、排佛事件，将苏我氏和物部氏两族敌对情绪推向高潮。
早在尚是佛教未曾传入倭国之时，因为这时百济和倭国是盟友关系，所以百济的圣明王（就是扶余昌之前被新罗杀死的倒霉蛋）派使节，向倭国赠送了一尊佛祖释迦牟尼的金铜像和若干卷经论。
这时的倭国已经有自己的原始宗教，因此钦明大王为信仰之事犹豫不绝，以物部氏、中臣氏为首的一批朝臣主张置之不理，理由便是本土的一百八十神得罪不起，况且为何要无端地信奉外来之神明呢？
但是代表倭国朝中另一大势力集团的苏我稻目却表示不以为然，他主张崇扬佛法，认为浮屠教既然能从天竺流传至百济，必有其可流传之处，对于浮屠教的教义真谛，凭着物部氏的那点水平当然不能明白其中的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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