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醒目的是巨大的犀牛角以及金碧辉煌的背心。那背心以金线编织刺绣，颜色鲜活，既优雅又活泼，欧洲压根儿见不到。还有一条镶着各式珍贵宝石的腰带和锐利到不能碰的匕首，刀刃的金属光泽也不是我们常见的，偏淡偏青。至于扇子，倒像是此地女士们惯用的样式，只是大得多，有个雕琢精美的长柄，扇面上则布满了汉字。
艾弗林表示，有些物品几乎让人误以为直接来自弗兰西斯·培根的乌托邦的小说《新亚特兰提斯》，其中又以闪亮的黄色羊皮纸为最。但是在这些珍奇而雅致的物品之外，还有另一批神秘又邪门的物品：
画有山水风景、神像、圣人、毒蛇的印刷品，造形恐怖邪门，都是他们膜拜的对象；还有人物和乡村，画在玻璃般透明的棉布上，相当罕见；另外就是花卉、树木、野兽、飞鸟等，精细自然地画在丝般的材质上。至于各式各样的药剂，根本不是我们的药师和医生所能调配。特别是其中一种药，耶稣会士称为“拉泰格迪”，样子像菌菇，却有金属般的重量，看起来又像某种物质的凝结体。海宁是个喜欢吃蘑菇的，但却从不曾见识过这种东西，他推测这要么是铁蒺藜的一种，要么就纯粹是这位日记体作家的胡编乱造。
在艾弗林所认识曾经去过中国的西方旅行家中，至少有一个人喜欢装扮得像“东方人”以接待访客，他们之中有些人喜欢说有趣的中国故事给艾弗林听，还有人会展示刚得到的“绘有中国人生活方式及乡村风光的山水屏风”。
无论是艾弗林的珍品清单、喜爱穿着东方长袍的不列颠人，还是登堂入室进入不列颠坚实乡村庄院的中国山水画，其实都是许多不列颠人绝对排斥的对象，特别是那些自诩为传统中产阶级美德的守护者。他们眼见斯图亚特宫廷道德低落，早已感觉简朴生活的价值观受到了严重威胁。换而言之，在当时的欧洲所流传的中国附属AR附有中国风格的物品，成为了奢侈甚至是腐败的象征，依然造成了贫穷的中下层的排挤。某种程度上，中国文化是蒙受了不白之冤的，他因为某些国家内部的阶级对立，而遭到了本不应承担的非议。
十七世纪时，中国正慢慢地渗入不列颠人的生活。莎士比亚并未顺应此趋势，他只在作品中两次简单提到“契丹人”，而且态度都很轻蔑。在弗兰西斯·葛德文1618年的社会讽刺剧《月球上的人》中，勇敢的太空人回到地球时，降落地点正是中国，他并受到慷慨、好奇、聪明的中国人款待。十七世纪中期，弥尔顿的作品显示，他对中国的准确位置及历史缺乏明确概念。以《失乐园》为例，亚当从乐园中最高的山上远眺：
全盛的帝国，
始于汗八里(Cambalu)的城墙，契丹汗的治地……
蜿蜒至帕金，中国王的领土。
很明显的，Cambalu就是马可波罗昵称的Kambalik，而帕金亦即北京。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地方，实在同一个地方，亚当的目光也只不过是一直在同一个城市里逡巡。
约翰·艾弗林的珍品清单是1664年列出的，仅仅五年之后，英籍学者约翰·韦伯就费尽心力，完成了他毕生最伟大的事业，证明中文是第一种基本世界语。不久后的1685年，根据历史记载，中国人沈福宗，在法籍耶稣会士伴随之下前往法国途中，曾转往英王詹姆士二世的天主教宫廷拜访，使这位天主教皈依者成了第一位踏上不列颠土地的中国人。沈氏备受礼遇，英王命令宫廷画师戈弗雷·内勒爵士为他画肖像，牛津大学尊他为荣誉访客，他并在该校和不列颠大学者托马斯·海德会谈、切磋，双方用的是共同语言拉丁文
到了十七世纪末期，中国风格的事物影响力之大，自一幕莎翁《仲夏夜之梦》的舞台演出可以看出——之前已经说过，莎士比亚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并不曾频繁的提到过中国，而这部剧显然也是经过改编的，这意味着关于中国的那些情节或者是布景都是改变着自己加上去的，这样的变化也意味着中国风格在当时的欧洲也确实是引起了更多人的重视：
舞台上一片漆黑，有人在上面独舞。接着交响乐响起，突然间灯光大亮，舞台上清楚出现一个中国花园，有建筑、树木、植物、水果、飞鸟、走兽，与我们日常见到的花园大不相同。花园尽头是个拱门，从其中看进去，还有其他拱门、树荫、成排树木，直至尽头。在这个花园上面，是一个悬空的花园，由架子撑着连到屋子顶端，花园两边都有可爱的凉亭及各式树木。空中有珍奇的小鸟飞舞，舞台顶端是一喷泉，水流淙淙，流入大池子里。
在这如画的景色里，中国恋人唱着普赛尔优美的二重唱，六只猴子从树林中现身跳舞，舞台上此时进入最高潮：
六个中国风味的基座从舞台下升起，上面放着六个巨大的瓷盆，中间种着六棵中国橘子树……基座朝着舞台前方移动，二十四个人开始跳起优美的舞蹈来。此时海门——人名——现身台上，设法撮合奥布朗和提泰妮娅，并结合了中国恋人。众人齐歌五重唱，歌剧至此告一段落。
但这样的风格也并非每一次都受到观众的审慎者，也并非总是在创作者那里备受青睐。这种华美感性的中国风格第一次碰壁，是在小说家兼政治文宣作家笛福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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