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四月十八日，由南京礼部尚书王铎所带来的一应乘舆法物、卤簿行队终于是起到了他本应该具备的作用——大明朝皇帝巡幸留都南京，一应预备，正好免了缺少皇帝仪仗的尴尬。
当太阳从东方缓缓升起之时，淮安府南门正门缓缓的打开，一应皇家仪仗身穿吉服，或手拿宝伞，或手执金钺，或举着方天戟等陆续从淮安府正门走了出来。
他们后面是浩浩荡荡的南京留守京营，因为是韩赞周这个死太监执掌，故而崇祯皇帝还算是信得过的，将京营的两万人马当成了在京师出行时的皇帝亲军，让他们得到了贴身拱卫崇祯皇帝的荣耀。
而再往里便是一辆黄带、红带飘扬的龙撵，加之几辆普通的马车，跟在后面。
说是龙撵，其实礼部侍郎王铎这老头明显在糊弄事，或者准备的时间太过不足，除了一条条黄带、红带飞舞，有那么一丝仙气飘飘的感觉，其他的就是一个豪华一些的马车罢了。
马车外，乃是随着崇祯皇帝南下的那几十名锦衣卫护卫在最里面，他们只是简简单单的亲卫打扮，但是其身份地位却不容人小觑，因为能伴驾在旁，便已然说明了一切。
之所以没有联络淮安府、南京城驻扎的锦衣卫，还是崇祯皇帝不愿意，他疑心太重，非得要全都安定下来，才重新启用这支队伍。
不过这样也好，毕竟锦衣卫在各地的驻地、番子、密探等信息记载全部陷落在京师中，先不说崇祯皇帝是否能重新找到一个整合锦衣卫的头领，就说这些信息已然暴露，崇祯皇帝也不能在没有安稳下来之前，就冒险去将这些人聚集麾下。
此时，整个大明记录在案的锦衣卫人数有七万多，且皆是世袭的，在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变化后，除了京师的锦衣卫尚可使用，其他地方的锦衣卫质量已然大大下降。
话说回来，即使崇祯皇帝不这样做，朱慈炤也要进言崇祯皇帝不要急于启用各地锦衣卫，因为明朝最后一任锦衣卫掌印都督洛养性已然降了李自成。
这厮在李自成破城后向李献上了几万两保命银子，又献媚似得的在京师中网罗所谓的细作，交于李自成处置，现如今已然成了李自成的一条恶狗。
骆养性作为掌握全国锦衣卫分布的恶狗，以前是崇祯皇帝的狗腿，现在是李自成的狗腿，而崇祯皇帝也很清楚锦衣卫在某些方面的能量和作用，所以实在不能不防。
而且之后螨清入关，李自成败走，洛养性又带人投了朵儿滚。
投降后，他不仅仅将锦衣卫在各地分布的名册交出去，还积极游说其他地方的锦衣卫，使一部分隐藏战线的的锦衣卫叛变，成了帮螨清刺探南明几个政权情报的叛徒。
而他两易其主，声名狼藉，即使是其他明朝降臣也看不起他，对他多有恶言，但这厮却凭此之功得了个天津总督的职位，不得不说这人已经无耻到了极点。
所以说，在面对重启锦衣卫以及东厂之事上，崇祯皇帝的谨慎之举是很有必要的。
再外围，便是靖南伯黄得功军、总兵刘不同军、总兵高杰军、总兵刘良佐军、指挥同知金声恒军、史可法治下卫所军、诸臣家丁军等组成的护驾军了。
这些人中八成算是崇祯皇帝的人，倒也无需担心什么。说起来真正需要担心的，还应当是南京诸臣们，因为昨晚崇祯将这些人带来的家丁亲随们，直接收归了朝廷——也就是自己。
崇祯皇帝言：“诸卿忠心可嘉，既各带人北上勤王，朕自不可亏待诸卿，即令诸卿所率之军，自成一军，由兵部尚书史可法辖制！”
众臣闻此自然不愿意，然而刚有人提出异议，崇祯皇帝便又道：“既是勤王之军，功大当赏，自成一军，既是国朝之栋梁，已得官身，诸卿皆为臣子，安能掌无名姓之军？亦或非勤王哉？”
崇祯皇帝表面上要将这些家丁们“转正”吃皇粮，潜意思却是在问南京诸臣，你们是臣子，是能够掌控私军的吗？
众人一听心中虽然暗暗发苦，却是无人再敢冒头了，崇祯皇帝都说他们领的不是勤王之军了，他们要是再多说，那就真的只能是找死了。
毕竟连亲戚都能狠心关进凤阳皇家监狱，崇祯皇帝形象在他们眼中可不是想象中的“尧舜禹汤”，这等圣君。
有了昨晚那藩敲打，南京诸臣失了看家护院、保命安家的家丁常随，此时却全都如同后世的瘾君子一般，焉头耷脑的。
在昨日那毫无准备的相见之后，南京诸臣表现平平，就连崇祯皇帝提及赐死山东总兵刘泽清，诸臣都没有多说什么，除了有一个侍郎当场失态，御前失仪，其他的竟然出奇的顺利。
崇祯皇帝又趁机口头上说了要将黄得功封为侯、高杰、刘良佐封为伯，令刘不同为新任山东总兵，封伯，亦是无人出声反对。
似乎南京诸臣已然接受了现实，亦或者说这些人精们已然想透了其中的种种，知道崇祯皇帝此时势大，要暂避锋芒。
不过在崇祯皇帝大权在手，威势无双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一些危机：
高杰、刘良佐军乃是通过许诺封爵并开府建藩获得的支持，根本无法依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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