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蚕的悲观实际上并非是来自他性格本身，当然他本身属于那一种勤谨的乡民，无论干甚么都能时刻露出一种质朴局促的神色，使得他看起来总带了点儿焦虑，又带了点儿没来由的低微。
假设朱翊钧没有获得一具残疾的躯体，能够像戏里演的那些假模假式的好皇帝一般去民间微服私访，他就会发现大明的农民和乡里人眼中的那只倒了一半水的杯子永远是半空的。
那种时刻在聚光灯下唱嚷着“国家好啊，大明富强啊，朝廷帮我脱贫奔小康啊”的现代新式农民在晚明是寻不见的，其稀有程度就和朱翊钧这种一心想把皇权交还给票选的现代新式皇帝不相上下。
而晚明的乡里人向来一开口就是诉苦叹穷，当然苦是真苦，穷也是真穷，不过像朱翊钧这种新式皇帝肯定看不惯那种一边拍着大腿一边捶胸顿足式的嚎泣，也听不惯乡民絮絮叨叨地抱怨天气不好、时气不好、收成一年比一年差劲，朝廷又总是无止尽地摊派索求，使得他们总是食不果腹。
这种家常式的、无孔不入的苦难与贫穷却是陈蚕和吴惟贤在从军之前长期生存其中的日常环境，新式皇帝朱翊钧不了解它，因此也无法具体解构陈蚕和吴惟贤这一类人性格里的悲观。
万历朝的乡民热衷于悲观其实拢共有两个缘由，一是毕竟他们靠天吃饭，怕把话说得太满，招了鬼神的忌讳。
二则是出于自卫，反正上至朝廷下至税吏没有一个不是在往他们身上打主意的，所以无论是甚么身份的人问起他们的收成，哭穷诉苦总是出不了错的，久而久之，则养成了习惯，形成了一种穷苦人特有的悲观传统。
像“国有乾隆，谷不生虫”这种肉麻到近乎愚蠢的颂词，在晚明的乡村肯定是听不到的，大明的社会就不是这么个风貌，赞美歌颂是太监们的行当，普通百姓负责的那部分情绪就是谨慎的悲观。
即使陈蚕现在当上了正三品的武官，他心中这种源远流长的乡土传统依然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
“不过我要是出面去找这个吴大斌，人家也未必肯都听咱们的呀。”
陈蚕考量道，
“就算你们家和他家连过宗，但是你大哥毕竟人在广东，吴兑现在又已经不在任上了，他一个辽东都司东宁卫的小官，这层亲戚关系根本也威慑不了他，且他虽然是南方人，但是从派性上来讲和我们蓟镇南兵的浙系根本也不是一路，即使利益一致，我们又怎么指挥得了他呢？”
“再说，他人在辽东都司，对蓟镇这里的情形根本不清楚，我要是他，便一定不会贸然出手，毕竟现在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上头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导致军饷停发，虽然咱们都能看出这件事是同改革马政有关，但具体是谁做的决定、经的手，我们也都一无所知啊。”
吴惟贤回道，
“我觉得这件事最好不要由我们浙系将领出面。”
陈蚕问道，
“那还有谁呢？李如柏吗？他不会开口的罢。”
吴惟贤忽然“嘶”了一声，道，
“我记得去年，去年也是这个时候罢，九边边防换镇，皇上不是把山西副总兵麻承恩调到蓟镇当东路副总兵了吗？就是和李如松一起调动的那回。”
陈蚕点头道，
“这我记得，他是麻贵的侄子罢？”
陈蚕和吴惟贤在议论麻承恩和李如松的时候甚至不见一丝一毫的嫉恨，因为晚明高级武官的升迁调动同派系、出身的关系甚大，有没有立军功、立了多少军功都是次要标准，军功的赏罚本身就不在这个高级武官的体系里。
在陈蚕和吴惟贤的世界观里，麻承恩是麻贵的侄子，说明他出身正统，在宣府、大同、宁夏那里的军镇都很有人脉，麻贵一系在朝廷里有话语权，就单凭这两点，麻承恩但凡不是个残疾痴傻就能胜任蓟镇东路副总兵。
因为以晚明的政治生态而言，九边最需要的并不是陈蚕和吴惟贤这种好兵，而是那种既有一定军事实力，在军中有一定人脉威望，同时又能与文官保持良好关系，能在朝中上下钻营、左右逢源，并且对蒙古、女真、朝鲜各处动向有一定了解的忠心将门子弟。
如果不是这种人当高级武官，那么军中许多保家卫国、打仗杀敌、立功请赏的事就根本进行不下去，别的暂且不论，就后勤粮饷、友军配合这两项就足以要了许多人的性命。
历史上的熊廷弼、袁崇焕和毛文龙之所以后来下场悲惨，多多少少就是吃了这个出身的亏。
所以回到万历十六年，深知其中规则的陈蚕和吴惟贤心中并不嫉妒麻承恩，晚明的高级武将属于特殊技术工种，“麻贵侄子”与其说是麻承恩的身份，不如说更像是这种技术工种的准入门槛，一般人要是迈不过这门槛还非要硬着头皮去干，基本上就是一个因公牺牲的结局。
“对，就是他，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东李西麻’，李成梁和麻贵在九边是一样份量，这咱们可不能忘了。”
吴惟贤道，
“你看看皇上这几年的边防调动，除了文官出身的总督巡抚，就是这几个将门子弟换来换去互相掺沙子，皇上就是谁的人马都信不过，就想看着这些边将互相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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