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非法经营”变成“合法经营”，需要县委县政府的支持，而且是大力支持。
首先，县金融办要站在基金会这边，不要再开口闭口谈“取缔”，态度尤其立场要转变为保护和支持。
然后是县农委、财税部门，包括分管农业、工业、财税及分管全县农基会清理工作的县领导全要旗帜鲜明支持良庄农民合作基金会。
最好能够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县-高官兼任组长，县长兼副组长，利用一切机会做上级工作，先“搞定”市农委、市金融办、人行南-港支行等涉及到的主管部门，争取分管市领导乃至市-高官和市长支持。
“搞定”市里去省里，赢得省里支持再去BJ。
不光要把“地方保护主义”发扬光大，还要帮“良庄人自己的银行”一级一级去跑。总之，县-高官和县长出面跟良庄镇党高官出面是不一样的。
这么大事县-高官一个人也做不了主，常委们的意见很重要，要是将来上级不高兴怪罪下来，可以汇报成集体决策。
你们惹出麻烦，极可能会引出更大麻烦。
我帮你们解决麻烦，你们一样要把我的麻烦放在心上，何况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麻烦，同样是你们的麻烦。
不给个明确态度李晓蕾是不会放楼下那几位的，趁热打铁“统一”县领导思想，用一口悦耳的京片子，侃侃而谈起取缔农基会本身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村实行集体化，基本是简单再生产，社会没有剩余，对金融服务没什么需求。改革开放后，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积极性被调动出来，社会产品开始有了剩余，扩大再生产被提到议事日程，也就有了金融服务的需求。”
“为解决这一问题，农村合作基金会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列入全国十大农村改革试验之一。由于大家都没有经验，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艰难前进，不可避免出现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是产权不清晰、管理不善、政府过多干预、缺少有效监管、出现大面积的兑付风险，甚至在局部地区出现挤兑风波。对于出现的问题，包括学界在内的人们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一是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二是区分对待，肯定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发展。”
罗红新点点头，崔丽华和武装部长等常委深以为然。
一致认为“李行长”还是比较有水平的，虽然年轻，虽然生活在首都，但对农村、农业有一定了解。正所谓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条理清晰，全说在点子上，显然下过一番功夫。
功夫是下过，不过是别人下的。
“李行长”有一个庞大的“智囊团”及“顾问团”，有上百位法律、金融及政策顾问。何况基金会已被取缔三年，这三年期间不知道来过多少工作专班、工作组、调查组和调研组，不知道开过多少次会。
每次来领导，镇里、基金会、股东代表都会据理力争，别说董事长，楼下保安上来都能说几句。
李晓蕾轻叹一口气，一脸遗憾说：“令人费解的是，决策层并没有采取多数人赞同的第二种做法，而是采取的少数人主张的第一种做法，‘一刀切’地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没有考虑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对金融的巨大和旺盛需求，这绝对是一个失误！”
上级怎么可能错，这就不太好评论了。
罗红新摸摸鼻子，其他常委面面相窥，方峰被搞得啼笑皆非，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石向辉和笑而不语的副检察长周胜男。
“据我所知，当时考虑的是农村已经有了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依靠这两家金融机构，就完全可以满足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对金融的巨大需求。实践证明，这一判断是不正确的。”
李晓蕾认真严肃，要是年龄再大一点，再跟老卢一样打几个手势，搞不清的真以为是多大领导。
“事实是，农业银行在商业化改革过程中，为追求经济效益，纷纷从乡镇撤离回县城，掀起一股不小的‘回城’热潮，几乎不给农民特别是经济状况一般的农户贷款；信用合作社在乡镇一级区域虽然没有竞争，但因为种种原因很难独立担当起完全满足‘三农’金融需求的重任。
至于邮政储蓄，一提到它我就生气！
只吸储不放贷，不光在良庄，在全国各地都这样。利用其网点遍布全国大小城乡、邮递员每天穿梭于各村之间大多兼任储蓄代办员，以及随着外出务工人员增多，汇兑资金滞留增加的优势，把储蓄业务做得红红火火，整个一农村资金的‘抽水机’。”
“晓蕾董事长，我不太明白，邮政局只吸收存款不放贷款，不放贷款就没贷款利息，它拿什么给储户支付存款利息？”平时没在意，她这么一说武装部长猛然发现邮政储蓄真像个抽水机，一脸百思不得其解。
政法高官也不是很明白，疑惑地说：“是啊，只存不贷他怎么维持经营？”
“提起这个我更生气！”
李晓蕾拍拍桌子，气呼呼说：“人行给他们政策，邮政储蓄把吸收到的存款全额转存到人行，由人行按季支付利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行对邮政储蓄的转存资金给予相当优惠的利率。商业银行转存人行的利率只有他们的一半，所以邮政储蓄只要吸收到资金，然后转存到人行就可以获得巨大的利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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