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除了“移宫案”，王安在万历年间一直想办法保护皇长子朱常洛，在光宗登基后又参与了一系列的政务决策，且与东林党人较为亲密的关系也是高务实有些印象的。不过，最让高务实印象深刻的，其实是他门下的魏忠贤反咬王安并借机起势。
此刻高务实听了刘平的话，除了顺口回应了一句便没有太多反应，其实他是在仔细回忆自己前世在史书中对王安的各种记载，以便确定他到底应该是这个怎样的人，以及他保护朱常洛究竟是单纯的“忠于职守”，还是他在做朱常洛大伴的过程中实际上形成了“忠诚”。
这是事关接下来许多要事安排的问题，高务实不得不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高务实还需要据此判断是否需要换掉这位厂督，毕竟东厂提督可是个十分关键的位置，好不容易把张鲸、张诚接连搞掉，可不能让他俩的继任者依旧是个和自己唱反调的。
在原历史上，王安是万历六年入选内书堂的。有明一代的小黄门入宫，都会投到一个大太监门下，而王安好巧不巧的，正好投到了冯保门下。
万历六年，李太后在儿子大婚后基本已经不问政事，冯保与张居正一人掌内廷，一人控外朝，互为援引。毫无疑问，此时的冯保权势滔天。
理所当然地，王安在完成了内书堂的学业后，就进入了六科廊写字。之后如果一切顺利，王安就能进入文书房，再入司礼监，运气好的话就可以向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子发起挑战。这也是明代宦官上升的正统途径。
但万历十年，张居正离世，冯保失势被贬，王安最大的靠山倒台了。所幸，当时的王安年纪不大——进入内书堂学习的孩子，一般在十岁左右。王安万历六年进入内书堂，万历十年的时候，他的年纪应该在十四五岁左右。
一个十四五岁的小黄门，自然很难被当做冯保的死党，也容易被人忽略，因为实在无足轻重。如此，王安靠着年纪小，躲过了这场朝廷的政治剧变。
王安运气倒是挺好，因为接替冯保掌管司礼监的是大太监张宏。张宏应该是很看好当时的王安，所以王安的宦官之路并未被打断。同时张宏还提携了陈矩——没错，原历史上可没有高务实，所以陈矩是被张宏提拔的，后来他做到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提督东厂。
关于这个兼任，本书很早就说过，是非常少见的情况，因为司礼监掌印一般不兼职，东厂提督通常由司礼监排名第一的秉笔太监兼任。由此也能看出，陈矩的确是极得朱翊钧信任。
继续说回王安，为什么高务实认为张宏没有为难王安？因为万历二十二年的时候，陈矩向朱翊钧推荐王安成为了皇长子朱常洛的大伴。这就从侧面证明万历十年到万历二十二年，王安一直没有离开这几位权宦的视野，且才学与阅历一直在增长，所以才能得到陈矩的举荐。
之后王安似乎还参与了一些事情，但高务实这会儿确实想不起来了。他根据时间线仔细想了想，再次搜寻到有关王安的记忆就已经跳到了着名的明末三大案之一：“梃击案”，而且高务实想起来的，是这场大案中王安的一些细节表现。
“梃击案”这件事本身一点都不复杂，大致就是有个哥们拿了根木棍，居然进到慈庆宫(彼时已经成为二太子的朱常洛居所)，要行刺太子。刺客未能得逞，但显然朝中一片哗然。然后开始查，查来查去，反正查到了郑皇贵妃的头上。
当时舆论一面倒地要朱翊钧秉公查办，说白了就是朝臣们要求这次必须好好教训下郑皇贵妃。
朱翊钧当然舍不得，于是大家都把目光看向了受害者朱常洛。这个时候，王安给朱常洛出了主意，意思是帮着皇帝把这件事情遮掩过去，放郑皇贵妃一马。
朱常洛对于这次行刺肯定是大为恼火的，他多年来受郑皇贵妃的气也不是一时半会能散的，但朱常洛还是遵从了王安的建议，跑进宫里当着朱翊钧的面，与郑皇贵妃上演了一幕“母子情深”的戏码。这出戏效果很好，朱翊钧觉得自己这个儿子很懂事，郑皇贵妃也暂时被安抚了。
故事讲到这，正常人应该就都觉得“梃击案”算是过去了。然而并不是，王安接下来的一个举动，一直被人忽视，连高务实也是这会儿因为要仔细琢磨这个王安靠不靠谱，这才想起来。
王安帮朱常洛起草了一份东宫诏令，简单的说就是关于“梃击案”东宫的官方声明，内容基本是各种打圆场，说明太子与郑贵妃感情好如何如何好之类狗都不信的废话——但是，王安在这份诏令里的用词很考究。
王安是用朱常洛的第一人称写的，然而不同于以往所用的“儿臣”之语，而是处处皆以“本宫”来自称。大明的太子正式自称一般有两种：“本宫”或者“孤”。不过，“孤”并非只有太子能用，宗王其实也可以用。
如此一来，他在此处为太子特意使用“本宫”作为自称，事实上是彰显和强调了朱常洛东宫太子地位的不可撼动与权威性。
朝臣读懂了，朱常洛不是不生气，而是这件事与太子之位比起来无关痛痒，于是朝臣也默契地不闹了；朱翊钧读懂了，自己的这个儿子终于开始有了帝国继承人的气度与眼光，拿大放小，隐隐有了君王风范；郑皇贵妃也读懂了，朱常洛的储君之位已是既成事实，难有更易，自此不再有过激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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