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大明都有一个颇具特色的政治现象，那就是具有监督权的职务通过时间的发酵，久而久之就会变成被监督者实际上的上司。
这一现象在很多职务上都有显着的体现，比如巡抚，一开始就是由中枢下派，以都御史身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等若干级别)监督省一级行政官员及军事将领而出现的，后来形成惯例且常驻地方，就成为了现如今的一省最高长官。
又比如巡按御史，这个职务相比巡抚而言，迄今为止还保留着较强的“中枢特派”或“钦差”性质，但是其在地方上的实权表现，则远远超过其本身的品级，以至于某些性格稍微强势一点的巡按御史，就能以正七品的身份把堂堂从二品的布政使呼来喝去，犹如属吏一般。
结果布政使们面对这样的巡按御史，还就真的只能唯唯诺诺，稍不如意就可能吃弹劾，严重影响仕途，甚至倒台。
要知道，从二品那是什么概念？六部侍郎号称堂上官，也不过正三品罢了！即使六部尚书，若无加衔的话，本衔也只是正二品。
倘若碰巧遇到高务实数年前的际遇，赶上总督不在本省，而巡抚又因故不能理事，则此巡按御史甚至就能代行巡抚职能。
巡抚有多大的权力？大明的巡抚可不是鞑清的巡抚，大明的巡抚举凡地方政务、军务、财务，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特殊事务如盐政、茶政、马政等等，他全都能管！
不仅如此，一些边疆地区的巡抚倘有个性强势者，甚至能主动发动战争——如辽东巡抚就经常干这事，高务实任辽抚时也照干不误。
能发动战争，意味着其职务本身具备这样的权力。但巡抚原本只是一介文官，什么时候有了发动战争这种按理说应该只属于朝廷中枢的战和大权的？
这个权力的来源大概要上溯至正统二年五月。当时英宗接受三杨内阁的建议，任命兵部尚书王骥总理甘肃边务，在给王骥的敕书中有这样两句话：“边务，国家大事，而甘肃尤为要冲。比者将非其人，兵备废弛。今特命卿往，同总兵镇守官会议战守方略，务一一区划允当，听卿便宜施行，仍具奏闻。”
请注意“同总兵镇守官会议战守方略”这一句。之前说过地方三大佬为巡抚、总兵、镇守太监。由于巡抚在大明中后期，已经力压总兵和镇守太监掌握地方实权了，他去和后二者开会议事，就好比后世的书记碰头会，那肯定是一把手才能拍板啊，你两个副书记建议是能提，但提了建议能不能算数，那不还得看书记是不是认可么？
于是巡抚就具备了这个“会议”的决定权，而这个会议是干嘛的？是负责制定“战守方略”的——守不必说，战就很厉害了，因为“战”就是指主动开战。
当然，根据大明的实际情况和心态而言，套用后世的一个名词，这种主动开战应该都属于“预防性战争”。即我通过各种情况判断，认为你可能侵犯我，故我先发制人把你揍一顿再说，以此确保你不会具备侵犯我的能力。
回过头来说，一个原先只是为了监督地方官员的职务，到最后居然权力大到能和周边势力开战，可见大明朝的监督体系……确实非常有特色。
说巡抚和巡按，其实就是要说户部监督驿站的这个新体系。这个体系目前也正在朝巡抚、巡按权力扩大的方向发展。
尤其是在去年高务实收拢财权之后，户部外派到各地驿站进行监督的官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省级驿站体系一把手”的苗头，而且这个苗头的出现本身就有高务实故意纵容的因素存在。
怎么纵容？好办。
举个例子，高务实以户部尚书身份委派户部山西清吏司员外郎赵某，前往山西“审计山西驿站”，为期一年或两年、三年都行。
如此一来，这位赵员外郎便在此“为期”以内，具备了山西一省驿站的全面审计之权，整个山西布政使司境内的驿站都归他负责审计，也就意味着他有了固定区域的驿站监督权。
户部原本不设员外郎，只有郎中、主事两级，后来在宣德七年曾经设置过三个员外郎，其中一个在中枢打杂，剩下两个是为四川清吏司、云南清吏司特设。但这两个职务也没设立太久便重新革除，至此户部就只剩一个在中枢的员外郎，成为夹在一大堆郎中(上级)和主事(下级)中间的特殊存在。
去年高务实收拢财权，除了搞出户部四侍郎制，新设两署十三司之外，还在户部原先的架构下设立了一批员外郎，这些员外郎因此就以从五品的身份外派，去地方专司驿站监督。
考虑到兵部车驾司一共只有四名官员(正五品郎中二人，正六品主事二人)，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外派人手分别管理各地驿站，故户部派出的这些员外郎，显然就成为各省架构下驿站驿丞们的顶头上司。
正因如此，这次《革新驿站疏》才会是由高务实这个户部尚书领衔主笔，理论上驿站体系的大老板、兵部尚书周咏反而只能附署联名——当然，这和高务实与周咏两人在实学派内部乃至于整个大明政坛的威望差距也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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