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到嘉靖十八年后，为满足战争的需要，“边臣日请增兵，本兵日请给饷，自五十九万而增至二百八十余万。”
俺答封贡前夕，时任户部尚书张守直言：国家贡赋“一岁收入仅二百三十万有奇，而中多积逋灾免奏留者。一岁所出，京师百万余而边饷至二百八十余万，其额外请乞者不与焉。二年(指隆庆二年)用四百四十余万，三年(同上指隆庆三年)则三百七十九万，此其最少者，而出已倍于入矣。
近者迁四御使扩天下府藏，二百年所积者而尽归之太仓，然自老库百万之外，止二百十万有奇，不足九边一年之用，国计至此人人寒心”。
他当时这个说法固然是秉承高拱、张居正等人之意，为推动俺答封贡造势，但其中所例举的数据如果单独去看，则每条都是实情。以此足可见募兵花费之高昂，已经是当时朝廷完全承受不起的了——毕竟当时又没有加征什么辽饷、练饷、剿饷之类。
明军募兵数十万，年花费三四百万两，南疆六大警备军共约三十万，花费难道就少了吗？
当然不会少！
警备军的募兵银(一次性那个)价格前后不同，最早的一批全是汉人，虽然是以北人为主，但高务实当时给得颇高，为每人六两。而由于京华的规矩，衣服这一块是定期免费发放，所以“衣装银”倒不必给了。
后来平定安南之后，由于整体打上了归化户籍制这个神BUFF，京华得以在安南人中募兵，这下子募兵费用大减，直接来了个对半砍——每人给银三两，衣装银则照样不必给。
再往后陆续平定缅南、暹罗、南掌、柬埔寨等地，归化户籍制同时推广开来，募兵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当时曾经考虑到缅甸等地原先的国王们募兵根本不给钱，差点把募兵银给取消掉，但高务实知道有对比才有伤害，所以保持了“给银三两”的标准。
但这笔钱可不是拿三十万人乘以三两这么简单，战争中受伤、战死而导致的损失都需要补充。补充不仅要给募兵银，还要给抚恤银，还要根据归化户籍制的一些规定给予其他补偿，总之归根结底都是要花钱的，并且花费绝不算少。
然而这依旧不是全部的花费，算起来只能说是“人员费”。除此之外，三十万大军的军粮、营房、战马喂养、训练等各种七七八八的日常开销也绝非小数目。
另外还有一个大头，就是武器装备的配备以及磨损、战损后的维修或更换。在这一系列的花费上，警备军由于火器化程度更高，而且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总是换装京华最先进的武备，导致他们比明军募兵的花费更高。
总之，在抵消了归化户籍制带来的募兵银优势之后，警备军还要多花不少的一笔钱。
最终的结果就是，哪怕是在没有大规模战事的情况下，南疆这三十万大军每年要花费三百二十万两以上——这还是把之前的募兵银去掉后的数据，换句话说就是仅仅维持这支军队，高务实现在每年就得花这么多钱。
这笔钱，已经接近目前大明九边那差不多九十万大军的普通花费了(但是不算近几年来为了对察哈尔开战而增加的额外花费)。
从这个角度来说，黄芷汀对警备军的花费忧心忡忡是非常合理的。毕竟现在“暹罗王宫”的西庭中，就有一处“南疆警备军军令部”，而该部门暂时由黄芷汀负责，其为南疆六大警备军除高务实本人之外的最高领导机关。
黄芷汀已经了解到这支大军花费惊人，作为京华的女主人，她有这种担忧理所当然。
高务实稍稍沉默片刻，问道：“那么你的意见是什么？是裁军，亦或者削减军饷、降低训练强度、军营标准、武装配备？”
黄芷汀摇头道：“老爷，妾身首先想知道的是这三十万大军维持在那儿的作用是什么。如果老爷说，只是为了对南疆各国保持震慑，那么妾身建议，把除了定南警备军之外的其余五大警备军所辖各镇全部降格，降为暹南独立守备师的标准。
警备军一个镇是12700人，独立守备师不仅只有9000出头，武备方面也降低了不少，尤其是火炮方面——火炮实在是军械花费的大头，无论是火炮价格本身，还是训练或者战争花费，都是最贵的一项。”
高务实没有回答，看起来似乎在计算什么。
黄芷汀见状则直接道：“妾身粗略计算过一下，不算‘定南五镇’，剩下的十七个镇如果都降格为守备师，那么人员方面就减少了约63000人，轻重火炮减少了将近三千门，战马、挽马等减少了四五千匹……总共预计每年可以减少开支将近七十万两之多。”
七十万两当然是一笔巨资，而且高务实知道黄芷汀所谓“只是对南疆各国保持震慑”的前提下，警备军降格为守备师的确影响不大。
守备师的火器化程度虽然比警备军降低了一些，尤其是火炮配备降低了不少，但面对南疆各国可能出现的反对势力——甚至包括当地贵族造反在内，守备师依旧拥有压倒性的武力优势。
可以这样说，除非南疆各国全面爆发大规模武装起义，且任意一国的起义军人数都超过十万以上，否则就算警备军降格为守备师，也完全有把握在两到三个月内实现主力击溃，在半年内实现全面剿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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