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也可以看出一件事，是不是实学派的嫡系，影响还是很大的。顾宪成与高务实同科，如今还只是员外郎。王岳锡比他晚了一科，却因为是实学派的嫡系，现在就做到了郎中。
至于李廷机等三人，则不能如此对比，他们三人虽然都只是“翰林闲官”，但却是清贵之官，只要熬一熬资历，一旦有个重量级的大佬推荐，随时都可能外放侍郎。而郎中要熬成侍郎，不仅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成功的机会远低于翰林。
“天上神仙”和“半路修仙”，那至少都是修仙的人，可不是凡夫俗子能比。
高务实还没回京，就猜到自己出任户部尚书之后肯定会因为“搞事”而出事，到那个时候，忽然祭出京察这一手杀招一定很管用。
但是京察这一招有点像“七伤拳”，打别人的威力当然很大，但也极有可能把自己搞伤搞残，所以高务实提前让王岳锡“忽染急病”，到时候就算祭出京察杀招，也可以临时再决定要不要王岳锡亲自出马——现在看来估计是不要了。
这一手不光是考虑到要保护王岳锡，也是为了让自己一方处于一个可攻可守的位置。毕竟是“急病”嘛，说不定缠绵许久，也说不定转天就痊愈，连头牛能一拳打死。
什么时候这“病”能好，不是李时珍说了算，而是高务实说了算的。
这一日京师百官忙得不可开交，可惜大多不是正事，基本都是赶紧去拜码头了。有老师在高官位置的，门生必去拜访；没有老师在京的，搜肠刮肚也要去找老师的同年长辈们；再不行就只好去拜见自己衙门的堂上官，期待领导给自己一个美评。
杨天官在确认了考功司郎中不能主持京察细务之后，很客气地把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找过来，当场指定他代行郎中权限，全权负责此次京察之事。
顾宪成在原历史上能够拉起东林书院来，自然不是个怕事之辈，当场就应了下来，面无惧色，一脸肃然，腰杆挺得笔直。
杨天官温言细语地勉慰了一番，话里话外那个意思，就差说天下兴亡在你一人了。
他这官场老江湖一番推心置腹的激励，搞得目前还不到四十岁的顾宪成豪气冲霄，当场表态，说这次京察关键就是要考察官员们“明四要”，并希望天官老大人支持。(杨巍是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不仅资格老，还是他的老领导，所以可以尊称老大人。)
杨巍已经七十有二，对于他这套理论没有细问，稍稍一听就按照高务实借刀杀人的思路直接表示赞同了。其实这是高务实不在，高务实要是在的话，一定会大吃一惊：《东林会约》的主旨，你顾宪成这么早就已经归纳出来了？
其实顾宪成在《东林会约》中不止说了“四要”，他的原话是“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不过后面几项大多是说明“为什么要讲学”，是为东林书院量身定做的，与此时京察无关。
他这里所谓“明四要”，明是明白、明确的意思。至于四要，第一要“知本”；第二要“立志”；第三要“尊经”；第四要“审几(通己)”。
而这“四要”，最根本的则是“知本”。
其实后来东林书院搞出来的《东林会约》，最核心的也是“知本”二字。何谓“知本”？就是正本清源，还儒家理学以正统地位，摒弃陆王心学之虚夸学风。
杨天官虽然没有细听，但顾宪成一说“知本”他就明白了，这次京察顾宪成的炮口一定是对着心学派而去的。
原因很简单，心学派一贯跟理学过不去，也不承认什么格物致知，他们讲究“心外无物”——这个本身已经背离了王阳明想表达的主要意思，因为王阳明最重视的其实是“致良知”。陆王心学后辈完全走偏，直接偏去了玄、禅一流，完全唯心主义去了。
而经世实学则不同，他们是自认“理学”一脉的，尤其是在高务实接过大旗之后，非常认可“格物致知”，只是他提出的“格物致知”与原先的格物致知有所不同，他认为万事万物皆有其理，“理学”就是应该找出其中的“理”来。
甚至高务实还曾经提出过一些问题，诸如他曾问：“无边落木萧萧下，为何落木一定会下？”
有人便说：“天清地浊，清者升，浊者落也。”
高务实便问：“清者何以必升，浊者何以必落？此中之理是何？”众人皆不能答，而高务实笑言：“此即我辈当有所‘格’之处矣。”
总而言之，顾宪成目前要反对的第一目标肯定是“虚妄浮夸”的心学派，而对于同样和他一样自认为“理学一脉”的经世实学，则还能够容忍。
至于什么时候会对经世实学也变得不能忍，那估计得等到他完成“正本清源”的大业，把心学派这批异端分子彻底干翻再说了。
杨巍对这些学术争议兴趣不高，但他“论学主明明德，论治主六经，论时政则主大学衍义”，所以他的立场一贯是谁有用听谁的。(注：还记得本书开头不久的时候，有个剧情是高务实读《大学衍义补》吗？这是一本主要研究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书，更直白一点就是求实效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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