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给自己一连放了三天假，既不上疏自辩，也不出而视事，除了呆在家里做出“待勘”的模样之外，没有任何表示。
高拱的门生们也很安静，一个个仿佛忽然都不认识自家师相了一般，各忙各的，丝毫没有挽起袖子上疏论战的意思。
刘奋庸、曹大埜二人心里七上八下，觉得这种情况简直就是煎熬，仿佛明知道要被人打，却不知道对方会打哪儿一样，整个人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区区三天下来，这两个人居然都瘦了一圈，开创了减肥新时代。
绷不住的人还不止刘奋庸与曹大埜，皇帝也绷不住了，连续下诏安抚，请高拱出而视事——但这里有个麻烦，就是皇帝如果要求高拱必须出而视事，则通常需要先处置刘、曹二人，但是按照惯例，高拱必须先上自辩疏，皇帝才能根据自辩疏的说法选择相信阁臣，然后处置刘、曹二人。
换句话说，高拱不上疏自辩，自己把自己关在家里，那么皇帝也就僵住了。但下诏催促高拱自辩也不合适，原因之前说过，一般只有皇帝异常愤怒，对该辅臣严重不满，才会下旨切责，要求辅臣自辩。
到底还是隆庆帝，既然绷不住了，面子不重要，连续派出陈洪、冯保和孟冲前往高大学士府，请高拱自己上疏自辩——这样一来性质就不同了，不是下旨，而是请求。
到了第四日，高拱总算还是给皇帝面子，上疏自辩了。
“臣以凉德，谬膺重任，奉职无收，以致人言，引罪负慝，安敢置辩！但其中有上关大义、下关名节者，不敢不明其说。
前月圣体违和，臣与同官张居正日夜在朝，相对踧踖，至废寝食，直待圣体就安，乃始还家。臣与刑部侍郎曹金举行婚姻之礼，亦在圣体大安之后，其日月可按也。
东宫讲读，阁臣虽有提调之责，而随侍左右，则会典未载，礼部未行题请，是前此所无也。臣等既不敢擅自入侍，而心不自安，所以有五日一叩之请，盖于旧日所无之事有加，而非于旧日所有之事有减，其事例可稽也。
俺答款顺，臣实与张居正为皇上始终谋画，力赞其成，以少尽臣子报国之心。既屡荷温纶嘉奖，重赐升荫，臣等力辞，竟不敢居其功，而今谓臣功于己，此圣明洞鉴也。
自皇上召臣还阁，兼掌铨务，臣即虑操权太重，恐致颠危，去岁辞免数，皆不获请，更蒙褒赉，臣乃感激恭承，竭力从事，至今春，复具辞疏，以皇上方在静餋，不敢烦渎，而今谓臣专权不肯辞退，亦圣明所洞鉴也。此皆上关大义者，臣谨述其实如此。
臣拙愚自守，颇能介洁，自来门无私谒，片纸不入，此举朝缙绅，与天下之人所共明知。副使董文采资望已深，是臣推为参政，官僚必慎择年深老成之人，而侍郎吕调阳皆是皇上日讲官，不敢动。
侍郎张四维资望相应，是臣与张居正推为侍班官，乃谓文采馈金六百、四维馈金八百，果何所见、又何所间而不明言其指证乎？
隆庆四年，臣鲁审录，见路楷狱词与律不合，拟在有词，其后一年，法司拟作可矜，与臣无与。
臣家素贫薄，至今犹如布衣，时人皆见之，曾未被劫，则所谓劫去数十万金者，诚何所据？
此皆下关名节者，臣谨述其实如此。至于其他指摘，与臣谋国之忠伪、执事之敬忽、用舍之公私、私怨之有无，皆昭然在人，天下自有公议，臣无容说也。但臣力小不足以胜重，望轻不足以服人，既经言官论列，理宜引退，幸持赐罢免。”
这道自辩疏，不仅把此前曹大埜弹劾的各项一一辩驳，而且最后来了个“臣力小不足以胜重，望轻不足以服人，既经言官论列，理宜引退，幸持赐罢免”，既是一种惯例所需的态度，也是一种对弹劾的回应。
皇帝等这道自辩等了三天，所以反应极快，高拱上午上疏，中午皇帝的慰留诏书就下来了：“卿忠清公慎，朕所深知。妄言者已处分矣，宜安心辅政，以副眷倚。不允所辞。”
皇帝所说“妄言者已处分矣”，还真不是开玩笑，因为在高拱的自辩还没上的时候，皇帝就已经先写好了对刘奋庸和曹大埜的处置，高拱的自辩疏一进通政司，皇帝立刻写了两道手诏，要求司礼监行文用宝，即可下发。
“刘奋庸妄言，降调外任。”
“曹大埜这厮排陷辅臣，着降调外任，有司宜从重严处！”
冯保拿着这两道手诏，心里有些惶惶不安，连忙赶往内阁找张居正商议——高拱闭门不出之后，内阁现在是郭朴和张居正轮流拟票，今日恰巧张居正执笔。
张居正拿到皇帝的手诏，面上倒是没有什么表情，也不像冯保那般一副惶惶不可终日的模样，反而安慰道：“冯公不必着急，皇上此举，不过题中应有之义罢了。”
冯保稍稍松了口气，但仍然面色严峻，急急踱了几步，道：“题中应有之义？张阁老，刘奋庸也还罢了，皇上只责他妄言，降调外任这种处置，咱们也可以妥善安排，不让他太吃亏。可是曹大埜怎么办？你看皇上手诏上的口气，‘这厮’都出来了！不光是降调外任，而且是让‘有司宜从重严处’啊，有司是谁？吏部！吏部是高拱的衙门！皇上又没说降到什么程度，这不得一撸到底么？这个人算是废了——他要是常人，废了也就废了，可他是你的徒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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