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州行宫休整一日后，祭陵队伍弃车登舟从水路前往陵区，途中赵昺诏几位随扈的大臣同舟叙话，商讨迁移景炎帝梓宫入陵区之事。其实这件事早已议过，并已遣人前往涠洲昔灵处做准备，但是其中尚有诸多细节问题需要商量，如何迎灵，如何祭奠，陵墓按照什么标准营造等等皆无定议。
对于迁陵之事，朝廷上下还是十分赞同和支持的，毕竟这件事不仅关系到小皇帝的正统问题，也关系到他们自己。毕竟当下的朝廷完全脱胎于当年的行朝，而景炎帝也是他们拥戴继位的，若是其为伪帝，那他们也就是伪朝，被视为乱臣贼子的，所以将景炎帝葬入皇陵，也是为行朝‘正名’。
对于采取何种丧制，倒是没有什么可讲的，这个皆有章可循。而赵昺还是稀里糊涂的，毕竟他并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当年景炎帝驾崩正在逃亡途中，前有敌军堵截，后又大队追兵，不可能为其风光大葬。且为了防止蒙元破坏，也是采用的秘葬，一切皆是暗中进行的。
眼见赵昺并不清楚，应节严为其解释了一番。大宋采取的是‘七月而葬’的制度，起于太祖的葬礼，并为后来的宋朝皇帝的“死事”留下规矩。
自秦汉以来，皇帝往往刚一登基就开始为自己修造陵墓，许多皇陵要修建几十年，而宋开国后，除了从开封迁葬到巩义的赵匡胤父亲赵宏殷的永安陵外，入驻巩义陵区的第一座帝陵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永昌陵。赵匡胤在位十七年，但正值盛年的赵匡胤只是选定了巩义为大宋的陵区，却从未提过建陵之事。
但赵匡胤突然晏驾，巩义皇陵不得不仓促开工，永昌陵建好后，赵匡胤的灵柩从开封被护送到巩义下葬。从开封到巩义往往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送殡队伍到达陵区时，距赵匡胤死正好七个月。所以以后就延续形成了这种规矩：
宋代的皇帝生前都不建陵墓，死了以后在七个月内把陵墓建好，然后去埋葬，形成了“七月而葬”这样一个习俗。且各皇陵的规模和建制都和赵匡胤的永昌陵基本相同，都是坐北朝南，每个陵区都由安葬棺木的上宫、日常进行祭祀的下宫以及附葬的皇后和王室子孙的墓组成。
可据几个人讲，这种‘简葬’的形式，其实也颇为残酷。因为修建皇陵的工期极短，要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就需要调集大量的工匠同时施工，采用人海战术来争取按时完成。工匠们很是凄惨，没有饮用水，没有地方住，就住在荒野里，因而死人很多。
但是赵昺倒不必过于担心因此劳民害命。因为景炎帝是迁葬，道路遥远，途中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可以不必赶时间，留有充足的时间修建陵寝。且还有一个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那就是南迁后修建的皇陵皆是攒宫，工程量小的多。
当年为了向臣民表达收复中原的决心，皇室把南宋皇宫称为“行在”，绍兴宋陵称为“攒宫”。皇宫是暂住的，陵寝也是暂时的。虽然南宋的几位皇帝很快就丧失了收复中原的决心，但是作为一种必要的政治姿态，行在和攒宫的称呼却从未改变。皇帝下葬时，也要求进行“薄葬”，以便有朝一日北返中原。
为了体现“薄葬”，攒宫会在局部布局中表现出刻意的“简单”，但这也只是在非常奢华的尺度下表现出来的“简单”。北宋时，为了体现皇家尊荣，皇帝下葬后，墓上会垒砌华丽的陵台。而南宋时，因为是攒宫，临时的建筑，所以南宋皇陵造的比较简单，虽然也有“上宫”和“下宫”，规制却不能与巩义皇陵相比。
赵昺当年的收复江南之战，就是从保卫皇陵开始的，而当他们赶到陵区时，已经有陵墓被杨琏真迦掘开，因此他得以看到真相。方便后人“起棺搬家”，只在浅土上盖起略显简单的“皇堂”，皇帝的灵柩会被安放在距离地面很浅的位置，竟然没有古代帝王陵寝必设的核心建筑——地宫。
其实，皇堂也就是所谓的地宫，其一点也不豪华，不过是石质墓穴，棺置其中，即所谓石藏。实际就是一种大的“石棺罩”。相应地，没有地宫也就没有墓道，所以南宋的攒宫与民间富贵人家做墓并无太多区别，甚至有所不及，那工程量也就小了许多。
出此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陵寝选址的问题。依照惯例由朝廷选择精通风水堪舆的大臣为按行使，由其先行勘察陵址，将结果报告给皇帝，并附上地图，之后皇帝会派遣官员覆按，如皇帝对于覆按结果无异议，建造陵寝地点就正式确立。
这项工作，赵昺早在两年前就遣人进行了先期勘察，也选了几个地方，但是杨太后不太满意，加之形势并不明朗，便没有了下文，这次他就想就祭陵之机亲自来看一看。而选择应节严等几个老臣随扈，除了表彰其为复国做出的功绩外，也有帮助堪址之意。
来到这个世界，赵昺的固有观念被颠覆不少，在前世他以为看风水的都是江湖骗子，但是在古代却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而许多儒者皆有涉猎，有的还是其中的大家，如已经作古的江万载就是其中高手。应节严、徐宗仁、陈仲微、刘黻等人皆是儒学大家，但或精通地理、或精通历史、或通晓礼仪，对杂学也有涉及，正可让他们帮着参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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