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七两为参，八两为宝’，赵昺瞅瞅自己这颗参，即便脱水后也有一斤三两二钱重，更难得的是体态非常漂亮，最令人惊叹的是它的五行俱全，身形灵秀，须似皮条，珍珠点明显，锦皮细纹，参龄绝对在几百年以上，堪称参中极品。
他记的前世中的一棵珍藏在大会堂的参王重不到三百克，折合成当下的重量单位也就九两多，比之自己的这棵还要小，但是已经堪称国宝。可惜的是在现下并不值多少钱，往大里说也就值个百八十两银子。所以也就难怪自己拿棵参做赏赐让众人鄙视了。
可赵昺觉得这事儿还真怪不自己，自己骤然见到这棵参被随意的放到库房中时，时还是被惊了一下。他前世虽然没有吃过这等珍品级的野参（实际上都无缘一见），可也知道老参在传说中是可以吊命，弄上一片就能延缓生命，便赶紧找了个精致的盒子收藏起来，准备留着自己救命用。
让赵昺感到憋屈的是自己准备将保命的东西赏下去，却让人给鄙视了。可这也只能怨他是生不逢时，要是再往后拖个百余年，只凭这棵参也能换个五品官当当，而要是能抱着这棵参再穿越回去，自己分分钟钟就成了千万富翁了。
其实在这会儿，人们也并非没有认识到人参的价值，赵昺问过御医怎么辨别党参的真假，他们说“但使二人同走，一与人参含之，一不与，度走三五里许，其不含者必大喘，含者气息自如，其人参乃真也。”上党人参当时在人们心目中还是有地位的，起码有助于恢复人的体力。肯定也有少数人认为党参很名贵，否则也不会被当做贡物送进镇南王府的。
赵昺以为人参的价格被炒起来其实这锅应该由朱元璋的不肖子孙们来背，而他之所以知道这个，也是因为人争论辽东女真崛起的原因时得知的。
在历史上，直到明朝嘉靖年间，人参仍是一种很低廉的商品，一斤人参只要白银一钱五分；万历年间，参价上涨至约每斤三两白银；至崇祯时，参价已高达到每斤十六两白银。按照《本草纲目》的说法，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上党的采参业没落，事实上还是党参被吃成珍稀物种。
人参的命名，有着很强的神秘性。隋唐志怪传奇小说《广古今五行记》中有一个故事：“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闻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许，见人参枝叶异常，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参，一如人体，四肢毕备，呼声遂绝”。
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将这种志怪玄谈视作人参药效的由来，也写了进去：“参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参、神草”。人怕出名猪怕壮，人参亦如此。皇上一句喝令：人参是个好东西！紧接着，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接踵而至，将人参从草鸡一下变成了凤凰。
当地的老百姓每年必须挖很大数量的人参，给宫廷里面上贡，上贡的数量不够，地方官就要受到谴责，那么最后各级所施加的压力。而人参再多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涸泽而渔，人参的数量急剧下降，又加上后来山西五台山一带的森林被大量砍伐，所以到了明代后期，山西地区基本上就没什么人参可采了！
上党参从市场退出后，明朝从关外女真人手中大量进口辽东参，作为替代品。巨大的食参市场，让女真和明朝的人参贸易，数额极大，万历十一年至万历十二年，明朝政府就为购买人参付出了白银三万两。人参贸易成为女真最重要的财源，也逐渐聚起对抗明朝的力量。
入清之后，因为产参的东北乃是“龙兴之地”，充斥“王气”，人参很自然地被视为这种“王气”的具现，地位再次被拔高，成为神药，而与人参的神化相辅相成的结果就是参价暴涨。而皇室大量服用人参，并作为赐物赏给官员和外臣。
正所谓上行下效，皇室的所为对民间也起到了示范效应。民间对人参“神效”的迷信一发不可收拾，有了“非参不治，服必完全”的执念。与此同时医生们也在迎合时人的人参迷信，既然无论贫富，都相信通过人参温补，能治好痼疾，那么作为医生，最安全、最赚钱的办法，无疑就是开药时多开人参。
而患者因为也相信参价这么高，那人参自然是最好的药。医者也乐于利用患者这种心理，动辄给他们开人参吃。可患者吃了人参后，若病情仍不见好转，不会埋怨医生。因为在他们看来，人参治不好的病，那肯定是真治不好了。
物以稀为贵，大家都吃，数量有限，参价的暴涨也就水到渠成。而最高兴的却是清朝皇室，他们将人参贸易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成为皇家独家经营的垄断生意。清初，皇室在东北设有专门的采参组织“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八旗王公也被允许派人到指定的山上采参。私人采参被严厉禁止，甚至有“采参处如遇汉人，一概缉捕”的诏令。
乾隆年间，为加大对人参贸易的控制，又成立了“官参局”。规定凡进山采参的民众，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凭证。官参局收上来的人参，部分上品供宫中使用，部分交给内务府售卖或处置，剩余的才卖给参商。这项制度保证了东北人参贸易的利润，大部分落入皇帝私囊。最多时，数额达到每年百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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