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接到倪亮的通报大松口气，三旅以伤亡三百多人为代价歼敌四千多人，收降颍州军余部，顺势攻取昌化县，他当然是圣心大慰。下令以孙晋旻岭关守将，率七团和八团镇守旻岭至老竹岭这段徽杭咽喉要道，如此便截断了敌军从西路增援杭州的通路，再命倪亮率九团押解颍州军降军归队。
绍兴这边护军四下出击，三天之内收复了所属八县，而董义成部退入太湖后，又遣陆战一旅收复平江府，而随着颍州军的投降，宋军已然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完成了对杭州的包围，东面则是大海，那里也有陆秀夫率领的水军在外海待机。而杭州万户府的四个万户三个已经被团灭，因而临安府可以说已是囊中之物。
不过赵昺并没有急于动手，而是将矛头转向驻扎在建康的真定万户军，只有将他们从城中调出来才能给赵孟锦创造战机。当前董义成劫了刘家港，拿下了平江，就是放下了鱼饵。因为在军事上建康是重镇，但是在经济上刘家港却是南粮北运的枢纽，掐着大都的经济命脉，而失了建康只不过是一地的得失，所以他坚信敌真定军必会来争夺太湖，现在已经有迹象表明敌龙湾水军和海道运粮万户府下辖的其它几个千户在向长江口集结。
而其它几个战场打的还算顺利，收复了许多州县，有力的牵制了元军的力量。不过却难以攻取当地的中心城市，这其中有新编宋军武器落后，缺乏攻坚手段外，在野战中仍处于劣势，即便是文天祥统领的人数最多的怀恩军仍然难以攻破鄂州城，打成了一场消耗战。
宋军能在短时间内将江南搞得天翻地覆，当然有赵昺厚积薄发之故，也常常暗自庆幸忽必烈死的是时候。他当初‘谋算’其的手段高明是高明，却有着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它不像毒药吃了当下就见效，也不像刀子扎进去就见红，谁也不知道忽必烈哪天会病发身亡。而偏偏其在死前又干了件大事，给赵昺帮了忙，当然忽必烈的本意却非如此，也是形势所迫。
元朝疆土辽阔素为史家称道，但元朝政局动荡也为史家诟病。之所以动荡，实由版图过大、治理不善所致。由于版图内分布众多部族，而各族及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给有效行政带来实际困难。开国后曾附会汉法，采用中原制度，以图纠弊更新，但仍无法克服此伏彼起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加上过度掊克的财政政策激起不断反抗，国势难以稳定。
基于武力开国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于是又将武力镇压作为治国重要手段，为此建立了军事戍防体系。元朝最高军事机构是枢密院。院由知院、同知、副枢、佥院、同佥及院判、参议、经历、都事等职官组成。另有负责军法狱讼的断事官。枢密院直隶皇帝，其职责是“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凡宫禁宿卫、边庭军翼、征讨戍守、简阅差遣、举功转官、节制调度，无不由之”。如遇地方有事需调军出征，则于地方设行枢密院，事已则罢。
由于元朝奉行蒙古至上政策，所以军籍机密唯一二蒙古长官知晓，汉人等不得查看。元朝中枢另有兵部。与枢密院相较，兵部职权相对较小，其职掌主要是“掌天下郡邑邮驿屯牧之政令。凡城池废置之故，山川险易之图，兵站屯田之籍，远方归化之人，官私畜牧之地，驼马、牛羊、鹰隼、羽毛、皮革之征，驿乘、邮运、祗应、公廨、皂隶之制，悉以任之”，职同军需后勤部门。
元朝的军事戍防，大体可分为中央宿卫制和地方镇戍制两大类。入元以前，蒙古大汗的宿卫是由怯薛担任的。怯薛制度起源于游牧贵族的那可儿（伴当）、亲军。与汉地中央禁军不同，怯薛在草原游牧社会中，不仅是大汗的亲卫，还具皇室家务干部、质子营、贵族子弟训练学校等性质。蒙古汗国军政官员大多由怯薛出任，因而怯薛又有汗国中央政府的功能。
作为皇权的干城，侍卫亲军受枢密院直辖。其功能大致有以下几项：第一，作为常备军，防守两都及附近地区。第二，作为控御地方的中央武力，逢有反叛，出征讨伐。第三，非军事时期，屯田自给军食，减轻国家负担。第四，承任两都营建、修缮等劳役。这不仅成为元廷加强民族间制衡的力量，而且为色目权臣在政治舞台上崛起打下了基础。
入元以后，怯薛权力大为削弱，但作为蒙古传统的皇家卫士之角色依然存留，并受特殊优待。怯薛设长，分四班轮值，并负责宫城守卫和帝室警卫。与侍卫亲军不同，怯薛不隶于枢密院而直属皇帝。不过怯薛也失去了蒙古国时代的大中军功能，非皇帝亲征，很少出征，其军事作用在于与卫军相互制衡。而怯薛与侍卫亲军构成的中央禁军又是控制地方镇戍诸军的平衡力量。
与宋朝“强干弱枝”政策不同，在保持中央精兵的同时，基于治安和国防的需要，元朝在内地重镇及边远要塞派驻了大量军队。忽必烈与谋臣斟定全国镇戍规模，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尽南海，则名藩列郡又各以汉军及新附等军戍守，又根据区域、军队的分布，划分若干镇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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