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有意恢复先秦军功授田授爵制。”
当年战国争雄之时，以魏国变法最早，率先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不再以“亲、故“而以“功劳“作为赏赐的标准，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军功爵制的性质。
后吴起在楚变法，“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绝减百吏之禄秩“，然后用所收减的爵禄“以奉选练之士“，也具有军功爵制的特点。
而秦是推行军功爵制最彻底的国家，秦的军功爵制最典型，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也最大。
秦的军功爵制主要包括两项内容：
其一，“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这就是说凡立有军功者，不问出身门第、阶级和阶层，都可以享受爵禄；军功是接受爵禄赏赐的最必要条件。
其二，“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这是取消宗室贵族所享有的世袭特权，他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凭血缘关系，即“属籍“，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和爵位封邑。
这项规定，造成了战国时“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时代特点；军功爵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示了勃勃生机。
在变法运动的推动下，赵、燕、韩、齐等国也实行了新的任官制度；如：
赵孝成王依据赵襄子时代“功大者身尊“的法规，下令对降赵的韩上党守冯亭等“以万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县令，皆世世为侯，吏民皆益爵三级，吏民能相安，皆赐之六金“。
在燕国，实行了“公子无功不当封“；乐毅破齐有功后，“燕昭王大悦，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昌国君”；并以上功、中功、下功、无功来区别赏赐的等差。
在韩国，申不害创立了一套“循功劳，视次第“的任官制度，规定“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
在齐国，齐威王也选贤任能，因功授官，封赏功效卓著的即墨大夫，烹杀逢迎取誉的阿大夫；赵、燕、韩、齐实行的这套新制度，也就是新的军功爵制的不同表现形式。
其后，各国国力逐渐上升，能和强秦抗衡数代，军功爵制功不可没。
新的军功爵制是以国家授田及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它不同于旧的份地制。
旧制度以“份地“的形式来酬答服兵役者；新制度以“爵禄“的形式来酬答服兵役者。
因而“爵禄“制较之“份地“制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能激起广大官兵对爵禄、田宅和税邑、隶臣等物质利益的巨大贪欲，从而起到增强军队战斗力的作用。
事实上，由于军功爵制的实行，列国也都程度不同地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
魏国实行军功爵制最早，所以战国初魏国以武力称雄一时；楚国自吴起变法，实行军功爵制以后，数年之间便“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国势大张。
秦国的军功爵制最完善、最合理，所以秦国的军队战斗力最强。
据《荀子·议兵篇》，齐国的技击之士冒死战斗，所得赏金不过八两，再无赏赐，具有雇佣兵性质，所以战斗力有限。
魏国的武卒“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享受免税免徭役的优待，一旦身衰力竭，优待条件并不改变，所以不但军队更新不易，而且优待众多士卒会造成国库空虚。
受优待的士卒如果战死则会影响自身的利益，因此战斗力不强，是“危国之兵“。
只有秦国将士有功既赏爵位，又益田宅、庶子，可以成为军功地主，如果不断立功，还可以不断受赏，直至获得高官厚禄，所以能“最为众强长久“，“四世有胜“。
军功爵制与旧的“爵禄“制度也有本质上的不同；《孟子·万章下》中，周代的“班爵禄“制度分为两级：天子所班是“公、侯、伯、子、男“，诸侯所班是“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这种“爵禄“制度实质上是分封制的一个内容，虽然在诸侯和卿大夫有功时，天子和诸侯也有因功行赏的“分职、授政、任功“等赏赐形式，但在这种爵禄制度中始终贯彻一条“亲亲尊尊“的原则。
这就使得军功不可能完全与爵禄统一起来，而且依军功班爵禄的范围也十分有限，只能在少数奴隶主贵族中进行，同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所赐爵禄的世袭。
换句话说，这种因军功或事功而获得的采邑爵禄最终仍表现为卿大夫的“世卿世禄“制度。
但是，在新的军功爵制中，“亲亲尊尊“的原则已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原则所取代。
在量功录入时坚持以“功“为主要标准，是“见功而行赏，因能而授官“。
在新的军功爵制下，即使贵如赵国的长安君，“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也要再立新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
由于军功爵在原则上排斥血缘宗法关系，所以赏赐的范围远较以前扩大了，不再局限于少数奴隶主贵族，所有参战的将吏、士卒，只要立有军功，都在赏功酬劳之列。
军功爵制的爵秩也由原来的“卿、大夫、士“等少数级制扩大到自“公士、上造“直到“关内侯“、“彻侯“等二十余级。
如果说春秋以前的爵禄制度是一种贵族制度，那么战国时的军功爵制则为庶民入仕提供了方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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