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从江苏进入山东，就宛若换了个世界。
铁路沿线，江苏到处是青绿稻田和金黄麦子，而山东却一片荒芜景象。偶尔能看到些贫弱消瘦的农夫，顶着烈日收割小麦，但却丝毫见不到收获的喜悦。
连续多年的战乱和天灾，已经让山东成为人间地狱。以红枪会为首的民间拳会，以一贯（和谐）道为首的邪教组织，把控着山东的大小村镇，就连军阀都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
周赫煊看着那些劫后余生的农民，不由自言自语道：“山东又要遭灾，不知这些人能否撑得过去。”
“山东又有什么灾祸？”张乐怡忍不住问。
“当然是天灾啰。”周赫煊无奈地说。
1931年的夏季大水灾太有名了，灾害波及20多个省，数千万人受灾。其中以长江和淮河流域最严重，有统计的死亡人数便达40万人，还有无数难以统计的死亡人口。
去年由于中原大战的影响，全国粮食欠收，百姓苦不堪言。今年好不容易迎来粮食丰收，结果又遭遇全国性大水灾，老天爷简直不给人留活路。
中央大学那边爆发“换校长风波”，就是在水灾后闹得不可开交的。因为中央大学的主要教育经费来源于江苏财政，而江苏又成为水患重灾区，只能挪用教育款去赈灾，导致中央大学无米下锅，几乎到了停课的地步。
即将爆发的大水灾不但属于天灾，更是人祸。中原大战带来的饥荒且不说，还有自北洋时期以来，各地政府根本没有好好的兴建维护水利设施，结果洪水一来，那些老旧的水利设施纷纷不顶用。
大水灾发生后，全国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筹集款项，在随后的一两年内，以工代赈，勒令各级政府修建大量水利工程。
这是国党统治的数十年中，仅有的一次借用外债，大力发展水利工程的举措。并非中央政府勤政爱民，而是大水灾已经撼动国本，再不好好补救，绝对盗贼横生、起义频发。
周赫煊想想即将爆发的全国大水灾，又想想即将来临的九一八事变，突然生出深深的无力感。他能做的，也只是摇旗呐喊，激励人心，捐款提供点财力支持而已。
火车终于驶出鬼蜮般的山东，周赫煊的心情瞬间明朗许多，他抱着儿子逗弄道：“维烈，快数数给爸爸听。”
小维烈愣愣地看着老爸，就像个弱智呆傻儿。
张乐怡好笑地给儿子起头：“1、2、3……”
“4、5、6、7、8、9、10。”小维烈顺着往下数，数到10就已经到了极限。这表现足可称得上神童，1岁零1个月的孩子，能够数到10难能可贵。
当然，小维烈并不知道数数的意义所在。丢三块糖在他面前，这小子只会塞进嘴里吃，根本无法说出糖果的数量是三。
看到儿子又聪明又呆傻的模样，周赫煊突然笑起来。中国未来的希望，都在年轻的下一代身上，而周赫煊他们能够做的，只能是尽到每个人的职责。
周赫煊刚刚穿越时很怕死，很怕民国这个吃人的社会。但现在各种情况见得多了，他似乎变得没有那么惜命，如果哪天真需要周赫煊为国家去死，他多半也会硬着头皮冲上去。
不过除非万不得已，周赫煊还是会选择苟活，他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
回到天津三乐堂，周赫煊继续过着潇洒的小日子。平日里在家逗逗儿子女儿，跟着崔慧茀一起练习书法，偶尔陪大小老婆出门逛街，再去北平那边给清华学生讲课，或是被北研院历史研究所请去指导学术，过得清闲而快乐。
跟周赫煊的快活小日子比起来，张学良则是焦头烂额。
自今年开春以来，日本在东北相继制造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最近还在沈阳街头公开搞军事演习。这一连串的无耻行径，激得东北人民义愤填膺，展开轰轰烈烈的排日活动，这些活动很快便蔓延至全国。
对中国的商人而言，他们是乐见其成的，日货因排日活动再次被抵制，国货趁机借着爱国之名占领市场。
张学良和常凯申可不这么看，他们生怕排日活动激怒日本，引发日本关东军的武力入侵。
常凯申给张学良发电报说：“发生全国的排日活动，恐被赤党利用……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他又发表《告国民书》称：“排日运动，荼毒国家，并损坏而已。”
之后，老蒋严厉取缔南京等地的排日活动，想要缓和跟日本人的矛盾。
张学良的做法虽然更温和，但他的思考方式跟常凯申一致，那就是万万不能激怒日本人。
张学良和老蒋都不是傻子，小日本今年在东北频繁挑事，就是为了获得武力入侵借口，他们能做的只有忍让、忍让、再忍让。
没办法，中国的局势太复杂，两人都没有做好迎战的准备。
老蒋在今年初的日记里写道：“广西之桂逆，江西之红匪，山西之判部，山东之冯部，四川之劣军，皆须处置妥善，不使牵一发而动全身。仿鲁军（孙连仲部）能遵命开至江西，则红匪与冯部皆有办法。至于桂逆，只求其解散张发奎所部，李、白迅即离桂即可矣。而山西急于四川，亦应速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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