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琮献上的新薯皮色红润、两头尖尖, 大的足有两掌长，因是从吕宋移栽来的，当地人多称番薯。这种番薯在福建贫瘠的沙地、田间都能生长，不挑地、不挑肥、不需精耕细作，随意栽种即能生长, 产量却比所有粮食和能充饥的薯芋之类都高。
他除了几车分装得整整齐齐的薯根块, 还献上了几盘带着茎叶、只清理了泥土的整串番薯。那一串茎下竟拖着五枚硕大的薯根, 称量一下，足有七八斤重。
弘治天子对这薯简直爱不释手, 立刻问他如何栽种, 要将这东西推行到各地。
李琮答得十分流畅。
他当年见着此物时也是如获至宝，不只嘉奖了献薯的海商、福州知州与当地属官，还亲自在院中栽种过一季, 因此讲起栽种之法如数家珍。哪怕有人问他何时施肥、何时间苗，他都能历历数清, 只不过天子面前只能捡着要紧的说, 再细致耕种、食用之法自有下面的人交接。
天子颔首笑道：“讲到这里也罢。你等回去安心等待，吏部考察之前, 翰林侍讲崔学士便会过去写栽种法。你们细细替他讲解，吏部也会计此功的。”
栽种番薯的法子竟要劳动翰林写了？莫不是要记入内档，往后修史时也要记上一笔？
李琮与同来的知州、知县们都有些激动, 低头谢恩告。弘治天子命赐了这群官员在宫中用宴, 又叫司礼监随堂太监亲自到客栈, 赐给那几名献红薯的商人白金、绸缎、御酒、宝钞与整桌御膳菜肴。
同赐下的还有一道诏令, 赐封那些商人世袭锦衣卫带俸千户。
虽说没正式许他们实职，可世世代代有官有禄，这几家人就摇身一变，从四民之中最低的商人变成官人，彻底抬升祖宗门楣了。
有这几个献番薯的榜样，那些往来海外的走私商人们，怎么不想借机搏个官身，回故乡做个清清白白、受人尊重的乡宦？
搜寻海外良种即可得官的消息在这天之后便如乘了风般传至闽粤诸省。原先还持观望态度的商人纷纷出海，侨居安南、占城、日本、琉球等国的海商或海盗，甚至早已植根当地的世家大族，都起了几分归乡立业的心思。
而弘治十三年这个元旦前夕，海外风浪尚未扬起，献番薯的官员却先见着了中枢一位名声在外的翰林讲官。
太有名了。
放在别的地方可能还差些，福建这个专出盗版书的地方，却连不识字的百姓都听过崔燮的名字。麻沙版盗印遍天下书籍，不少书坊都靠翻印他主持编纂的科举科举笔记、中试举子经验、每日农经系列活着。
今年建阳大火，烧了无数书版。那些书坊坊主们拿竹筋水泥板和稻草匆匆搭了屋子，第一件事就是重刻他的《每日农经》和同为居安斋的《锦衣卫》《少年锦衣卫》系列图画书，然后又刻他的《笔记》《试题》《经验》……正经的四书五经还都是在官员们逼迫下才不情不愿地重校重印。
布政使李琮、建阳知县等人对崔燮还是颇有感情的，极热诚地招待他进房坐下，李琮还亲自替他倒了盏茶水。
崔燮只是个从五品侍讲，叫正三品布政使亲自招待，自然要受宠若惊，忙起身道谢，并说了自己受命而来，要为陛下记录红薯栽种之法的事。
李琮便命人取来红薯，亲自提刀切块，教崔燮如何挑选薯种、浸泡催芽，待薯苗长到几寸后割苗催根，根长到多长时再将薯苗种在大田里……
红薯喜光喜热，土要松软深厚，最好是沙壤，水倒不用浇得太多——水多涝根，还容易结出不好吃的柴根。
他们进京时带的多是整齐的红薯块，但红薯藤也能育苗，等明年红薯在京里长起来，再育种时也能取红薯藤剪断育苗。
崔燮掏出铅笔、线装的笔记本记录，字写得飞快，除了有时问几个细节，几乎不需要李琮停下来等他。
李琮说得差不多了，停下来呷了口茶，笑着说：“崔大人也用这石墨笔？我前些年做山西按察使时便见人用这种京里传来的笔，当时还只是百姓们用，后来到福建做官时，就见官厅里的人都用了。也不知这东西是谁做出来的，平常在墙上记些事、题首诗，倒省了磨墨蘸笔的麻烦，也容易清洗。”
崔燮又起来说了一声“惭愧”，这也是他叫人弄出来的。后来他们家先生兼他的同年陆博山尽力推广此物，却不想如今已经推广到大明最南端了。
李琮闻言愣了一下，直起身仔仔细细看了崔燮几眼，朝他拱了拱手：“福建百姓多蒙崔君之惠了。”
多少书坊刻版时翻他编的书，描版时用他做的笔，赚的钱养活了小半个建阳的百姓，他做布政使的便代百姓谢上一谢。
建阳知县也起身行礼，跟他说了建阳翻刻他的书成风的事，崔燮这才明白缘故，笑着还了一礼。
当初他还很认真地打击过盗版，但后来奔着当首辅、开海禁、平倭寇，让大明搭上工业革命的顺风车奋斗了，连环画就成了重要的宣传手段，自然不能再狠防。
教辅也不能限——居安斋毕竟不是现代化印刷厂，印的书仅能供书店所在府州，却供不起全国。这些盗版书质量虽差些，印量却大，能卖到居安斋铺不了货的地方，叫各地读书人看到同样的教辅书，也算保证了教育资源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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