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总算是体会到了提一条鱼，就能搞定一名主任医师的快乐了。
唯一的问题在于，他需要搞定的“医师”的数量有点多。
不过，相比毫无还手之力的被骂，杨锐宁愿多买几车西瓜。
送西瓜的工作，被杨锐交给了自己锐学组的几位同学，王国华、曹宝明、黄仁等人都属于脸皮够厚，拉的下面子的人，稍微跑上几天，就熟悉了这项工作。
一车车的西瓜运进来，一篇篇的文字送出来，京城当地的媒体，很快掀起了波澜。
“治病的良药，还是要命的毒药！”这是京城电视台的节目讨论。
“学者的良心。”这是支持杨锐的《公众医学》。
“为中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委员会喝彩！”这是卫生部下属的报纸，在收到西瓜以后的反馈。
但是，更多的媒体，收的却不是杨家的西瓜。
“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官僚作风何时休。”
“外企来华，无奈退场。”
“国外的好药进不来，国内的委员威权重。”
“官本位，折射国内企业的困境。”
被京西制药总厂和三木公司搞定的媒体们，凑热闹不闲事大的，努力生发着自己的想象力，顺便将收了杨锐西瓜的媒体，骂的狗血淋头。
收了杨家西瓜的媒体也不甘示弱，尽管人单势薄，但总有二三十家，今天发一篇文章，明天来一个导论，也是有模有样的。
就像李冲说的那样，媒体界吵个架什么的，实在是稀松平常。
如今的媒体最流行的就是大讨论，比如经典的全民大讨论：人生路为何越走越窄。引起了多少媒体参与呢？简单的说，是全部。全中国的媒体，都参与到了里面去，从强悍的《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到乡镇一级的黑板报，整整将这个话题玩了年许，而当年刊登《潘晓的来信》的《青年杂志》，当期卖了325万份。这个数字给21世纪的纸媒看，除了双膝跪地，也不能有更多的反应了。
媒体实在是喜欢各种各样的讨论，讨论好啊，不光减少采访的工作量，而且，还容易吸引读者。
空对空的吹大气对记者编辑们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而吸引读者的工作就更重要了，想想看，如果读者对一项讨论有兴趣，他可能不去看后续吗？
各种大讨论，简直是最适合纸媒的天然的连载方式，事实上，现在就没有哪本纸媒是不刊载某种讨论的。
如果不这样做，你的销量很快就会降下去。
尽管大家都是吃公家饭的，销量降低不至于影响到收入。
但换个角度来看，80年代吃公家饭的人，也不在乎收入，因为大家的收入都差不多，无非是年资和职务的不同，有几十块钱的差距罢了。
然而，大家还是会在乎一些事的，比如事业。
做媒体的，总是希望自己的文章被更多的人看到。
而且，销量越高的媒体，在各自所属的单位里，也更显的重要，不能加薪，总要升职吧，否则人生还有什么奔头。
在西瓜和销量的双重促进下，各大媒体，在律博定的讨论中越走越远。
民众的兴趣，也不经意的受到了媒体的影响。
媒体本身就具有导向的作用，更何况，此事原本就是挺有关注点的。
80年代的科学故事里面，最常见的段子，就是某某中国老教授，某某中国工程师，某某中国技工，某某中国农民，用他新奇的智慧和与生俱来的知识，勇敢而巧妙的战胜了看不起中国人的外国公司、名人、政客、学者、富商、美女……
杨锐的故事稍微有点不够全面，毕竟，是否战胜了外国公司还是不能确定的事，但直播……有时候更容易激起大家的兴致。
信件，像是弹幕一样，不断的涌入各家媒体的收发室。
而信件的数量，向来是纸媒评判读者兴趣的重要考量。
《京华早报》编辑室。
自告奋勇去取读者来信的王博，首先将指明自己收的信件挑了出来，旋即迫不及待的炫耀道：“说律博定的那篇稿子，今天有100多封信。”
对他们这样一家仅在京城和少部分华北城市发行的小报来说，过百封的读者来信，是很少见的。
同坐在一间办公室里的总编也不由自主的抬起头来，问道：“都是说那个药的？说什么？”
“主要是问怎么回事啊，还有评论的，也有骂外国人的，也有骂中国专家的，还有骂我的。”王博越说越开心，说到骂自己的时候，都笑出声了。
总编也笑了，问：“骂你什么？”
“骂我胡说八道啊，侮辱人啊，胡编乱造啊，还有还有，说我跪舔美国人，这个词用的真好，总编，这封信我留下了？”王博眯着眼，一副被骂出了高潮的模样。
“留下就留下。”总编不在意的道：“接下来准备写什么？这个话题还有没有发掘的地方。”
“有，多着呢。”王博连忙回答。啥话题不能发掘啊，有一百多篇读者来信的话题，它就是晒硬了，咱也能用唾沫给它润软了。
总编其实也就是随口一问，要是王博回答一个没有，他立马就要安排一个有的人去发掘了。
“老吴，给小王留个二版。”总编想了想，给旁边说了一句。
“四分之一版？”老吴抬头问了一句，其他编辑也抬头看了过来。小报就是这样，所有涉及到文字的人，基本都在一个房间里呆着，反而是行政财务之类的部门，随便安排在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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