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不敢怎样。”吴中行不敢面对张居正的怒火，低头鼓着勇气道：“只是认为皇上夺情起复师相不妥，为保师相令名，故而斗胆上疏，请师相千万不要误会。”说罢，他便一个长揖辞别而去，只留下张居正在那里，气得半天缓不过劲儿来。
吴中行上疏之后，赵用贤唯恐迟则生变，第二天也上疏了，比起前者的奏疏，他的用语极不客气，指责之意更为明显：他说臣窃怪居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却不能以父子之情稍尽于一曰。臣又窃怪居正之勋望积以数年，而陛下忽败之一旦！国家设台谏，以司法纪任纠绳，但曾士楚、陈三谟二臣，竟哓哓为辅臣请留，实乃背公议而徇私情，蔑人姓而创异论。臣愚窃惧士气之曰靡，国是之曰非也……”
这两道奏疏一上，张居正彻底崩溃了。自本朝开国以来，上书骂人成为经久不衰的主旋律，满朝上下，从皇帝到宰相，从尚书到郎中，从知府到县令，没有任何角色可以免遭‘吐痰’。这样你骂我我骂你，大家互相骂了二百年，基本上，能骂的都骂过了，想要推陈出新，便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然而赵用贤和吴中行做到了，他们必将名垂骂坛，经久传诵！因为他们打破了一个两百多年来都没人破的先例——拿自己的老师开骂！
在大明王朝，什么样的关系最牢固，相信很多人都会说，当然是君臣关系了，忠君爱国，天经地义的么！但这是错误的，本朝的大臣和皇帝之间从来说不上有什么感情，君臣之间的淡漠疏远，冷得令人触目惊心。
不得不承认，朱家的子孙做皇帝，确实是太糟糕了。首先，从根子上说，朱重八是历代皇帝中最贫贱的一位……刘邦好歹是小地主家出身，自身还是公务员，重八哥却是家破人亡的失业农民，当过和尚和乞丐的干活。虽然英雄不问出处，但是一旦英雄的后代出了问题，马上就会有人用血统论，从根子上找问题。
加上朱元璋因为童年惨剧，最恨的就是当官的，不仅让他们领史上最微薄的薪俸，还用史上最严厉的刑法处置他们，贪污十两就剥皮添草，动辄便连根拔起。甚至因为没有足够的官员，而让一些犯罪较轻的戴枷办差，出现了阶下囚戴枷、堂上官也戴枷的千古奇景，让读书人的斯文扫地。更不要提他发明的廷杖，动辄就脱下官员的裤子打屁股了。可以说，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在太平年月里，读书人就没混得这么惨过，你让士大夫如何能顺气？
要知道，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宋朝养士三百年，历代君王竭诚善待读书人，这才有了南宋灭亡，十万书生蹈海殉国，为赵宋王朝陪葬的壮烈事迹，这种事决计不会在本朝重演。
然而究其责任，朱元璋却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责任，要落在当今的帝系源头，那位抢了自己侄子皇位的成祖朱棣身上。建文帝登极，君臣大义已定，就算朱棣侥幸成功，也注定永世被钉在‘燕贼篡逆’的耻辱柱上。因为这不是‘朱家事’，而是以下犯上，叛臣弑君。忠义第一，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价值观。
在人们心中，乱臣贼子，本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所以当年朱棣篡国，才会有那么多读书人反对他。而朱棣为了堵住悠悠众口，又大开杀戒，杀光了最赤诚的忠臣。当年姚广孝曾经嘱咐朱棣，方孝孺是中国读书人的种子，万万不可杀。
朱棣没有明白姚广孝的意思，不是说杀了方孝孺，中国就没有读书人，而是杀了方孝孺，中国就没有他那样忠诚不渝的读书人！历代皇燕京不杀前朝忠臣，就是为了保住忠诚的种子。朱棣却不但杀了方孝孺，还灭了他的十族，也就永远不可能赢得读书人的效忠。
之后的读书人仍然要为他效力，但这不是朱棣重新赢得了他们的心，而是读书人学成文武艺，只能货与帝王家，天下别无分号，自然只能捏着鼻子给他干。然而出来当官的士大夫，哪怕不是为了自己，也是仅有报国之念，却无忠君之心。
而且本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这固然使官员的身价倍增，对自己的身份加倍珍惜，却在客观上，使士子和官员的意识中滋生了‘功名是自家历经九九八十一道坎，辛辛苦苦挣来的’观念。
这就像后世学校中，一些老师抱怨说，那些在校期间成绩优秀的学生，虽然备受老师器重和厚爱，但毕业后往往对老师恩情淡漠。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成绩是靠个人聪明和勤奋获得的，老师的功劳很少；反倒是那些在校时成绩欠佳的学生毕业后一边后悔自己当年没好好学习，一边感激老师曾经给予的教育。
虽然时代不同，但人姓是不会变的。士大夫们同样认为自己能脱颖而出，得享俸位，是对自己十年寒窗、聪明才智的犒赏，而不会去感激为自己提供官位的皇帝。他们的道理很霸道，你需要有人来治理国家，不用我们这些最优秀的人才用谁去？就像你当老板，我给你干活，不开心我就炒了你，当然你也可以炒了我，大家的关系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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