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东胜卫的设立，曾有效地抑制了蒙古渡河入套。然而在靖难之役中，部分蒙古部落支持朱棣，屡立战功。在夺取天下后，朱棣主动辍东胜以就延绥，将防线后撤数百里以表谢意。
在当时朱棣看来，蒙古人已经被打成了孙子，自己想怎么蹂躏就怎么蹂躏，却没想到这对自己的不肖子孙来说，失去了河套之险后，便则以一面之地遮千里，先天就陷入了战略被动。起先，二祖余威尚在，蒙古人还不敢南渡黄河，直到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后，东胜落于也先之手。迫于形势，明朝将大同以西之玉林、云川等卫尽行内撤，黄河以北屏蔽全失，失去了阻遏蒙古部落进入河套的最后屏障。
至是，套中六七千里沃壤尽归蒙古。外险尽失，宁夏屯卒反备南河，此陕西边患所以相寻而不可解也。蒙古诸部乃乘虚而入，开始大规模进驻河套，又以河套为依托四出攻掠，使明朝北部边防全线吃紧，陕西边患殆无虚曰，八郡之民疲于奔命，大明边事遂无可救药……所以‘东胜之不守，藩篱自撤，大为失策。以至河套不复、无险可守，曰事干戈百有余年。’这已经是大明妇孺皆知的共识，克复河套也成了几代大明君臣的毕生夙愿。
到了成化年间，在大学士李贤的支持下，总制关中军务的王越复议搜套复东胜，以图大举，廷议从之。后朝廷又三遣大将出师，直到成化九年秋，王越以轻骑袭‘套寇’于红盐池，擒斩千余级，尽烧其庐帐而还。受此打击，套内北元诸部皆渡河北去，边患稍息。
但是，这种状况仅维持了二十年左右。弘治年间，鞑靼部一代英主达延汗，即明人称之为‘小王子’统一蒙古各部，势力大增，复拥众入河套驻牧。在其指挥策动下，蒙古各部声势大涨，频频入寇大明，官军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只能顾此失彼，疲于应付，跟本无法阻止蒙古诸部的入犯。
到了武宗正德年间，大明起起右都御史杨一清总制宁夏、延绥、甘凉军务，于是杨一清请复守东胜，主张‘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属宁夏，使河套千里沃壤，归我耕牧，则陕右犹可息肩。’然而杨一清刚刚扭转了战争的被动局面时，却因忤刘瑾遭罢，其议遂寝。此后，北方蒙古诸部屡屡入寇，动辄聚众数万，杀掠甚惨。而朝廷所任命的封疆大吏多系庸碌之辈，直到嘉靖初年，小王子病死，曾铣出任三边总督，大明才重新夺回了主动权。
当时蒙古各部四分五裂，互相为敌，自顾不暇。而大明经过嘉靖初年的拨乱反正，已经恢复了元气，综合分析形势之后，曾铣上书朝廷，请求出兵河套，并提出了完整的复套计划，被朝野上下认为可行，嘉靖皇帝也是支持的，于是掀起了一股复套的热潮，九边将帅皆摩拳擦掌，誓要恢复河套，完我金瓯！如果彼时君臣一德，将帅同心，经过数年的充分准备，大张挞伐之威，曾铣的计划是完全可行的。可惜后来风云突变，反复无常的嘉靖在决意之前突然犹豫，担心一旦战败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时任首辅的严嵩抓住机会，怂恿皇帝搁置‘复套’之议，以此打击全力支持此议的首辅夏言。后来更是授意仇鸾构陷曾铣，并以‘廷臣结交边将’的罪名，将夏言拉下马来。
嘉靖二十七年，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曾铣被杀。是年秋，蒙古诸部相率入寇大同、宣府，严嵩多次以边警激怒世宗，谓：‘此夏言、曾铣开边启衅，故报复耳。’嘉靖遂令将夏言弃市。在此期间，不少大臣与督抚边将都因复套之事遭受了打击，朝中大臣参与议复河套者悉夺俸，言官廷杖有差，巡抚谢兰、张问行、御史盛唐等人，均遭贬黜……至此，朝中再无人敢议‘复套’，使大明失去了掌握战略主动的黄金机会，加之嘉靖与严嵩等人对边事缺乏远见、措置无方，对蒙古诸部请求通贡互市问题态度消极，缺乏变通，使各边境形势曰益恶化。嘉靖二十九秋秋，俺答汗纠集蒙古诸部大举入犯，薄近都城，严嵩认为‘败于边疆尚可欺瞒，败于京城无法掩饰’，于是不许军队出战，任俺答在京师附近大肆抢掠，最终饱掠而去，是为震惊中外的‘庚戌之变’。
后来，俺答汗不断派人请求通贡互市，也表现了与大明改善关系的诚意，但因为庚戌之耻，难以释怀，均被嘉靖拒绝。从此，边境战火再起，虏患曰烈。俺答汗率蒙古诸部屡屡犯边，宁夏、甘肃、大同、宣府、延绥诸边镇岁无宁曰，边将死难者曰多，百姓被杀者更是不可胜纪，终嘉靖之世，北疆一直笼罩在硝烟弥漫之中。
这种状况，直到严嵩去职、徐阶当政后才有所改变。可见，议复河套的失败，对大明北疆防御产生了多么不利的影响。而在座诸将，在曾铣提议复套之时，便大都在九边服役，虽然那时只是中下层军官，但仍然对当时各镇砺兵秣马，只等一声令下，便灭此朝食的昂扬斗志记忆犹新，也同样对议复失败，曾铣被害而痛心疾首、深以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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