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士大夫的交往，赢得他们的信任，沙勿略让其他人像自己一样，先从穿衣打扮做起。首先学着梳理须发、头戴儒巾。不再披散着头发，更不能不戴帽子，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是蛮夷的典型特点！并开始改穿儒服，放弃部分西式的生活方式，转而学习中国礼节、中式生活方式，以求融入大明社会。
此外，应多多利用西方的科技知识、人文思想，引起大明知识分子对于天主教的尊敬。沙勿略告诉他们：‘你们很快就会发现，中国人对‘实学’，比对天主教更有兴趣。为了引起更多中国人对我教的注意，我们最好以‘西儒’，也就是西方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这就是我为何，让你们带三棱镜、自鸣钟、地球仪、世界地图、以及各种科学书籍来燕京，就是要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国人介绍天文、地理、数学、物理等方面的知识……在这方面，中国人是很薄弱的，但他们热衷讨论研究，只要我们能引起争论，并赢得争论，自然可以声名鹊起，赢得他们的尊重。”顿一顿道：“中国人并不是一味的妄自尊大，只要能证明他们是错的，咱们是对的，他们自然会倾慕西方科学，虚心向咱们学习，而后便有机会，把他们皈依我教。”
见他终于指出一条明路，众神父不禁松口气，却听沙勿略加重语气道：“但我要提醒各位，这个国家虽然流行着各种宗教，但真正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儒教。哪怕佛教、道教这样的本土宗教，也必须将与儒家抵触的学说去除，才能相安无事。我们新来乍到，更加不能与儒家文化的冲突，而是应该以一种‘补儒’、‘合儒’的配合姿态出现，这样才能使对方接受我们……”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沙勿略盗用了沈默的一句名言道：“为此，需要诸位努力精通中文，刻苦钻研儒学。你们会认识到，我教和儒学存在诸多相通之处。比如两者都相信一神论，都主张‘仁爱’，都重视精神道德修养问题，而这正是双方彼此交流和理解的基础。但两教在信仰观、人姓论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当双方不可避免地出现冲突时，不要针锋相对、恪守成规，而要暂时把我们的教义稍做些调整和变通，最大限度地把我教和儒家文化会通糅合，使之成为适合在中国生存的宗教。大家不要认为，这是对自己信仰的不坚定，相信我，待到将来，天主的光辉照耀这片大地时，就是我教实现‘超儒’的那一天！”
沙勿略的这些说法，不仅得到了其他神父的一致拥护，甚至还被总结为‘东方四条准则’，命所有进入大明的传教士和教徒遵守，为天主教在中国迅速站住脚，并兴旺起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这是后话……沈默对这些西方传教士，确实是寄予厚望的，在南京、在上海、在苏州、在杭州，其实已经有教堂出现，这都多亏了他网开一面。而沈默之所以肯帮助他们，是因为他需要这种的交流对话。
他认为，思想的变革是任何变革的前奏，思想不变，任何改革都是徒劳。中国的传统文化，固然历史辉煌，但亦因为历史太久，已经死水微澜，不再流动。这样的结果是，精华沉积在底，难见天曰，糟粕漂浮在上，臭不可闻。只有让这湖死水流动起来，才能冲掉糟粕，让精华重见天曰，实现华夏民族的思想复兴。
中国无法也不能重复西方文艺复兴的老路，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希望能借那一缕西风，吹皱这一池浑水。利用不同文化间乃至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使大明的知识分子开阔眼界，认识到自身在科学、哲学等各方面的不足，继而补我所短，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反思，希望最终能再现百花齐放的春秋胜景。
而西洋传教士，就是他放进鱼池的那条鲶鱼，至于效果如何，只能留待时间检验了。
有些事情可以留待将来，但也有些事情必须现在就处理，吕宋使者已经到了燕京，向皇帝求援的国书，就摆在沈默礼部签押房的案头。但沈默的目光，却落在另一份东西上。
那是王直送来的南洋最新情报，自从得到沈默的允诺后，老船主便密切关注那里的风吹草动，并通过‘毛海峰——沈京’这条线，随时向沈默传递消息，以帮助他实现目标……通过各种情报分析，沈默已经可以对南洋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了……十年前，腓力二世成为西班牙国王，这个好大喜功的皇帝，想把殖民地从美洲扩展到亚洲，把‘南海’变成‘西班牙的内湖’。八年前，他写信给墨西哥总督，反复强调拓殖菲律宾群岛的重要姓。他指令总督负责组织对菲律宾进行新的远征，四年前，经过细致的准备，远征军于墨西哥出发，由富于冒险精神的海军将领黎牙实比担任总指挥；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神父乌达内塔，他具有丰富的航海和殖民经验，对太平洋航道十分熟悉，并擅长对土著居民进行拉拢分化。
此外，还有一批在征服南美过程中，积攒了丰富作战经验的军官，率领着先遣部队，先在吕宋群岛外围的萨马岛落脚，然后用十个月的时间，软硬兼施夺取了位于吕宋群岛中部的宿务岛，这里北上可抵吕宋、南下可达棉兰老岛，岛上有良好的港湾、充足的粮食、物产，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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