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汉武帝来，穿越者王莽，死后还在那里发光发热的董先生，其实都是老实人。
汉武帝在元狩四年时，拿上林苑的白鹿皮做货币。然后一尺见方不到的白鹿皮，直接便价值四十万钱，相当于当时一百亩良田的价格。
紧接着刘彻又规定诸侯朝觐必须进贡白鹿币，也就是说，他先把白鹿币按40万文一张的价格卖给诸侯，再让这些诸侯把白鹿币原物奉还，等于白讹人家一大笔钱。
虽然有些无耻，但在汉武帝时，白鹿币的确曾经流通过一段时间，只不过只有大汉的顶级权贵们才能够使用，毕竟普通人的身家可能也没有一张白鹿币值钱。
“白鹿币之所以能够被权贵们承认，就是因为它们能够在觐见天子时使用，我们想要让直百能够使用并被认可，一定要能够让它们能够买到东西，官市便是用来给直百钱消费的，从而让他们能够得到百姓的认可！”
随着张飞说出这一番话后，刘巴惊得目瞪口呆，他是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费尽心思想出来的这个货币改革政策，竟然一下子便被张飞这个看不起的武夫给说中了关键。
而偷眼瞄了一眼刘巴，张飞心中突然间有了一种报复的快感，便继续把简杰信中所写的内容继续卖弄一番：
“自从主公夺取江阳以来，采用阿杰提供的新技术，让江阳县的精盐产量提升了至少十倍。主公拿下益州之后，准备实行盐铁国营之策。而这盐，可是百姓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在官市之中售卖精盐，使直百钱可以与精盐挂钩，直百便有了信誉，何愁会形成王莽和董卓那样的膨胀？甚至于不用铸直百，直接弄一些纸票，只要能让他们换成等价值的精盐，一样能在成都流通！”
其实简杰写给诸葛村夫的建议，根本毫无新意，就是抄袭了历史上刘巴的方法。通过铸造大钱创造财富，然后利用官市，保证大钱的价值。
刘耷铸直百，和王莽铸大泉五十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刘耷的一枚直百能顶两个大泉五十。但并没有发现益州地区由于虚值货币大量增发，从而引起物价飞涨的记载。实际上直百钱直到蜀汉灭亡前，都一直在铸造，并大量流通与使用。
后世的考古学家，在魏国和吴国的土地上都挖掘出直百来，但是却很少在蜀国的地盘上挖出魏国和吴国的钱币来。
甚至于吴国名将朱然的墓中挖出来了六千多枚钱币，其中便含有不少蜀国的钱币。像朱然这样的大将，竟然也花蜀国的钱，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上一世简杰曾经看过一个仿造人类瑰宝苏联政治笑话的三国笑话，一个蜀国百姓花了三十钱买了一斗酒，结果魏国百姓听说了，诧异得问道：“什么是钱？”而一个吴国百姓听说了，则诧异得问道：“什么是三十？”
曹魏很早就想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了，但很可惜，他们的基础太差，东汉末年，董卓毁五铢钱而铸小钱，使得物价飞涨，“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到最后，中原战乱之地只得重新开启了以物易物模式，曹操甚至还发明了“户调制”，废弃货币，用实物谷帛来征收赋税。
在这期间，曹操和曹丕都曾努力复行五铢钱，但每次都没坚持几个月，就因谷贵而“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直到公元227年魏明帝时，中原经济有所恢复，曹魏才终于实现了魏五铢的重新铸造流通。但这个时候，已经离曹魏帝国咽下最后一口气不远了。
至于咱们孙十万大帝，眼瞅着隔壁的刘耷和诸葛村夫使用直百收割着百姓的财富，也跟这拷贝了一把，在嘉禾五年（公元236年）春首铸“大泉五百”，一枚抵五百钱来用。渣权在尝到甜头后，又在两年后铸造“大泉当千”，进一步掠夺民间财富。
只可惜，东吴政府的控制力远不如蜀汉，导致地方大族与投机商贩趁机大规模私铸仿制劣币，甚至出现了“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这种高面值的货币，将东吴市场搅得一塌糊涂，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最后渣权只能在赤乌九年（公元246年）下诏收回大泉，回炉重铸为器物。
这个笑话就是讽刺魏国退化到以物易物，和孙吴通货膨胀超级厉害的。
甚至有学者猜测，蜀汉的大钱很可能有某种国家大宗商品储备作为背书。以蜀汉末年府库中天量的锦缎观之，这一储备应当便是蜀锦。毕竟在汉末三国甚至其后更漫长的历史阶段，锦缎始终扮演着一般等价物的角色。
只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币值相对稳定的蜀国直百，因为蜀国和吴国之间的盟友关系，能够大量流通到吴国去。
可能有锦缎做背书的直百，简直是公元三世纪的美金，而大泉五千的孙吴钱币，都TM快成津巴布韦币了。像朱然这种孙吴权贵，弄点儿直百备上，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再加上蜀国产的蜀锦畅销魏吴两国，蜀汉发行的大额货币通过贸易大规模输入东吴，活脱脱一场三国版的通胀输出。
诸葛村夫能够在和魏国连年交战的情况下，依旧把蜀国治理的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恐怕也是用这种货币战争的手段，从孙吴掠夺了不少财富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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