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九年六月，夏末。
突厥部族大举南下，金狼旗驻于定襄郡大利城，和隋地隔着的，其实只剩下了一道长城而已。
这个时候，隋帝杨广依旧率领他的大军，在向怀远镇行军，行军途中，不断有逃卒出现，让这支第三次征伐辽东的大军行进的分外缓慢。
一路上，他们留下了很多木竿，上面挂满了隋军逃卒的头颅。
但这一次，残酷的手段，并未能稳住军心，反而，大军上下，皆都如丧考妣，逃卒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成建制的难逃隋军队伍。
隋帝杨广震怒的咆哮声，在皇帝车辇中回荡。
但这些年，他跟天下人开了太多的玩笑，于是，天下人也开始跟他开起了并不好笑的玩笑，在生存变得越来越艰难的时刻，也没人太过在乎这位帝王的震怒了。
山东的战乱，已经整个蔓延开来，即便大军离着河北最近，但河北的匪患也越来越是猖獗。
山东人逃往两淮，将反抗的种子，散发的越来越远，反隋的烽火，在两淮江南也熊熊燃烧了起来。
张须陀的名气越来越大，成为了这个艹蛋的年头，当仁不让的大明星。
他在山东的山峦狂野中来回奔波，接连击溃一个又一个的反贼，砍下的脑袋快堆的比泰山还高了。
但实际上，一直以来他手下的兵卒都不算多，没人给他太多的支援，只是他脑袋上的头衔越来越多了。
这无疑是他的悲哀，当然，这位救火队员被人排挤也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
在天下皆哀的今时今日，你却声名鹊起，看你那个卖力的样子就不舒服，不排挤你又排挤谁呢。
很多人，希望天下再乱些，许多人，是看张须陀不顺眼，反正吧，忠臣良将，在一朝之末，大多悲剧收场，也不多个张须陀。
山东早已赤地千里，义军们总是败而复聚，永无休止，而且像九头蛇一样，一砍下一个脑袋，就能再冒出一个来。
所以说，这种只剿不抚的模式，除了铸就了张须陀善战之名外，其他都没卵用。
匪患是越剿越多，最后，连一些山东大族都已经纷纷起事，一些山东大姓在乱军中就此开始频繁出现。
河南的瓦岗军，渐渐壮大，阻断运河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成为河南乱军翘楚也是指日可待。
反而是西北声势正盛的白瑜娑叛军，在大业十年夏天里，收敛了狂暴的面容，变得安静了下来。
这不是叛军有多良善，而是诸多原因造成的结果。
第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关西军事集团不是吹出来的，人才辈出，矫矫者众，叛军再想向关西腹地蔓延，根本不可能。
可惜的是，这会儿大隋国库被杨广已经挥霍的没了几粒粮食，想要进剿叛军，也就变得不太可能了。
而且，关西门阀子弟，也很久没看到皇帝的影子了，各种各样的念头也就纷纷都冒了出来，这也牵扯了他们太多的精力，眼瞅着西北叛军做大，却也无能为力。
第二个呢，西北诸族混杂，叛军一起，很快便挤压起了其他部族的生存空间。
吐谷浑，羌人诸部，甚至是一些匈奴人，鲜卑人，乃至于西域和大隋的商人们，都在满怀仇恨的盯着这支叛军。
第三个，叛军的首领白瑜娑出身太低了，隋人呼其奴贼，西北各个部族，都叫他白奴儿，牧奴的出身，无疑拖累了他继续扩张的脚步。
因为和许多起义差不多，开始的时候，大家尚能同心协力，但人越聚越多，人心也就不齐整了。
很多叛军将领，这个时候未免就都会想想，你一个牧奴，何德何能为众人之首？不如俺来坐那个位置，更合适一些吧？
所以说，这支叛军其实不用剿除，早晚要闹上一番内讧，分裂开来。
于是，这支人数众多的叛军，在猖獗一时之后，突然间便变得后继乏力了起来。
总的来说，大业十年夏天，天下更乱了几分。
用一句正规的话来说，就是反抗暴政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严重动摇了隋朝的统治根基，巴拉巴拉。
实际上，这个时候，天下战乱，已经由开始时的单纯的农民起义，逐渐向逐鹿中原的群雄争霸局面转变了。
义军首领们，也开始不太满足于吃饱饭，穿好衣的现状，他们想要得到更多，于是，他们开始强拉丁壮，扩充军队，占据地盘，猛烈的进攻那些大隋的粮草重地，往诸侯，或者说是军阀的道路上狂奔而去。
当然，这也没什么好说的，读过史的人都知道，这是战乱时节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
不用给予他们太多的褒贬，尤其是在如此纷乱的战乱时节。
作为最底层的百姓，这无疑就是地狱，流离失所，命如鸡犬，而对于那些“胸怀大志”的人来说，这却是最好的年头，机遇数不胜数。
李破不是个胸怀大志的人，所以，这个夏天，他没有想着富贵荣华，也没想着王侯霸业，他只是带着一百多人，狼狈的逃回了马邑。
云内这一段长城的守军，早就被恒安镇收编了。
这些苦哈哈，不比当初云中草原上那些军寨里的守军活的更好，过着和贫苦百姓人家一样艰苦的日子。
他们不是义士，是北地大隋军兵中，处于最底层的那一部分人。
连来往的商旅，都不愿意搭理他们，可见他们的地位之低下，而他们的作用，也就不用多说了，他们无法保卫长城，更非大隋疆土的第一道防线，只是起到个点燃烽火，向别人示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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