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贼这种东西，其实在益州西川之地算不得什么小东西，甚至还可以说，这种东西挺多的。
西川山川众多，益州自从元封五年被设立刺史部之后，一共有着蜀郡、犍为郡、朱提郡、越巂郡、牂柯郡、建宁郡、永昌郡、汉中郡、广汉郡、梓潼郡、巴郡、巴西郡、巴东郡等郡治，其中包括汉中在内一共一百四十六县。
除了成都周边的广袤平原之外，绝大多数地势都是山川为主！
这无数的大山在益州郡如同星罗棋布一般，除了让益州郡各种蛮夷羌氐越发的变多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山贼，层出不穷。
尤其是在先帝刘玄德执政之后。
高祖曾经在攻陷了大秦的咸阳之后，废除了各种严苛的律法，只是和百姓们约法三章。
这也给大汉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不以严苛律法来制定国策。
《汉律》有九篇，其中先秦时期的李悝所著的《盗》、《贼》、《囚》、《捕》、《杂》、《具》一共六篇， 萧何 定律，益事律《擅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
这一共九篇就是《汉律》的先行者！
之后经过了数代人的完善，一共加上了叔孙通 《傍章》十八篇及 张汤 《越宫律》二十七篇， 赵禹 《朝律》六篇，合六十篇，这就组成了完完整整的《汉律》。
虽然《汉律》一共六十篇，但是大汉的法律仍然不算是严苛，甚至各种赎买，情谊，都是能够法外开恩的，包括悔过以及功劳等等，也可以抵消他的罪状。
而大汉同样是光明正大的崇敬着“孝”来治理国家，为了证明这一点。
除了进入仕途要举孝廉之外，便是大汉的皇帝们，除了高祖皇帝刘邦和光祖皇帝刘秀之外，所有的皇帝都是用“孝”来定谥号的。
包括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无一不表明了对“孝”之一字的尊崇，同样也表明了大汉以仁义和人意治国的理念。
据《汉书》与《后汉书》帝王纪中记载，自西汉惠帝至东汉顺帝，朝廷对孝悌褒奖、赐爵达32次，朝廷以下地方的褒奖则更多。
皇帝幸巡各地，常有褒奖孝悌的事，有时一地出现祥瑞，则认为是弘扬孝道所致，也要褒奖孝悌。对于著名的孝子，皇帝更加重视，把其作为弘扬孝道的榜样，精心扶植。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让大汉形成了一种状态，道德在法律之上，一个人违反了律法，尚且还有一条活路，可若是他德行有亏，那基本就是九死一生！
那唯一的一线生机，要么你有献候陈平的才华，要么你有文能安邦定国，武能战无不胜的兵家巨子吴起的本事，否则这一线生机，不属于你。
但是这中情况在两个人出现之后，发生了变化。
第一个就是曹孟德，他是第一个敢在这种情况下，拼死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提出来了，“只问才能，不问贤德”的求贤令！
那是建安十五年，曹操一言出，天下惊。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
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他一句话打破了德重于才的条件，同时也开启了这个时代。
而第二个人就是西川的诸葛孔明！
在建安十九年，刘玄德彻底的占领了西川之后，他便命法正与军师将军诸葛亮、昭文将军伊籍、左将军西曹掾刘巴、兴业将军李严五人一起制定《蜀科》，改变刘璋治下益州法纪松弛，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局面。
但是当初的益州是刘焉刘璋父子经营多年，他们是标准的汉家皇室子弟，对于下属，他们的待遇极好，也是非常的恩宠，所以刘玄德这般做的确是有些严苛了。
而刘玄德的严苛，到了诸葛孔明这里，那就是一个更字。
作为这件事的第一负责人法孝直，虽然擅长军事谋略，但在政治谋略上稍差，但知因循守旧却不会变通。
所以他将所有的权利下放给了在这方面更加精通的诸葛孔明，而《蜀科》也应运而生！
《蜀科》制定后，由于严法治蜀，打击了地方豪强势力，豪强十分不满，以消极态度抵触刚刚成立不久的刘玄德的小朝堂，这一度让西川变得风雨飘摇了起来。
便是后期的汉中大战，都因为这件事收到了不小的波及，所以无奈之下，法孝直只能去求见刘玄德和诸葛孔明。
法正提出用当年汉高祖入关与民约法三章之事向诸葛亮进言，认为成都初定，宜“缓刑弛禁”，放宽约束。
而这个时候，在刘玄德都已经出现了动摇的时候，诸葛孔明的《答法正书》应运而生！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闇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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