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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馆的第一天开学并没有正式授课。
中午，崇文馆提供午饭，老师学生都吃的很好，东宫还是花了本钱的，请的是御厨做的饭菜。
崇文馆普通的官员们在廊下一起吃，而张超他们这些有学士头衔的则还有一个专门的饭厅，菜式也丰富的多，大冬天的，也还有梨吃。
这倒有些类似于宫里的中书和门下省。大唐皇城里有尚书省和中书、门下三省六部诸衙，而太极宫左右也还有门下省和中书省，宫里的称为内省，皇城的称为外省。内省大意是在宫里当值，以备随时听候皇帝的垂询。
宫里的那些官吏们，中午也是有工作餐，但宰相们的午餐非常丰富。普通官员们的午餐因是在宫殿外的廊庑下吃，因此称廊下食。只有宰相们是在堂上吃，也称堂饭，宰相们中午吃饭之时，有时也会商议一些政事，因此一般官员闲杂等是万万不敢打扰的。
张超只是个五品官，但在崇文馆，倒也摆起了架子，拉着一群学士在堂上吃堂饭。
甚至张超还早早的给福满楼订了席面，嫌弃宫里御厨不会炒菜。
一群大儒名士们，吃着福满楼的上等席面，倒对这年青的新任上司观感不错。毕竟这席面可是副馆主亲自掏的腰包，吃人的嘴短嘛。
马周是文学，又有张超照顾，也成了侍讲学士。又还是张超的秘书，因此跟张超一桌用餐，其它儒士与马周席上谈经论典，倒也很是称赞马周才学。
唯有张超，他是绝不在饭桌上跟这些儒者谈什么经义的。相反，张超每次都会左顾而言他，到最后，张超干脆拿出了一个杀手锏，印书，
果然这杀手锏一出，一群老儒或者中年名士们，一个个都动容了。这些人多少都有写书，主要还是对那些经典的注释，对一些文章的考据等，总之，都是些经典的学术论文，并非是什么杂书小说之类的。
当然，也有些人写过不少的诗词，也愿意整理成册。
张超一顿饭时间，倒是谈成好几本出版，还谈成了好几单订制印刷的业务，甚至张超还跟这群儒士们谈了谈他打算创刊长安半月谈的想法，他一提约稿，这些人均愿意为长安半月谈供稿子。
其中几个名儒，张超甚至都已经承诺给他们一个专版，让他们在上面连载对经义的讲解注释了。
一顿饭吃完，虽没喝酒，可这些人却都跟喝了酒一样的。
满面红光，几个七十来岁的老儒，居然都焕发第二春了。弄的张超还有点担心，万一他们兴奋过头心脏病发作挂了就不好。
张超发现，用出书来对付这些儒士，真的是百试不爽，这就跟后那些导演，跟那些嫩模说要请她去拍电影一样让那些人激动。
不管是什么大儒还是名士，张超只一句话，我给你出书。立马，那大儒名士，对张超的笑容都亲了三分啊。
不过出书归出书，正事还是得办的。
张超把崇文馆的上上下下近百号人都召集起来，吃了饭继续开会。
意思很简单也很明确，既要办好学，同时也要把编书的工作做好。张超给了大家第一个任务，编一套小学生教科书。
编好了这套书，不仅仅是崇文馆小学的这些学生可以用，甚至还能推广到全国的州县官学。到时既完成了教学需求，也兼顾了崇文馆整理编纂图书的职责。
不少儒者还是觉得有些跟不上张超的思维，但是张超却觉得这非常简单。
首先就是分科，然后是分年级。
每个学生主修的应当是语文、算术、书法、历史，选修音乐、绘画、手工这些。
而语文的教学目标是识字、韵文、阅读理解、写作、应用文这些，根本这些目标，按六个年级分成六个阶段目标，然后编写教材。比如识字，就可以是学三字经、千字文，而音韵学，可以拿隋人的切韵学习，也可以由他们再编一套音韵课本，如学习常识知识，也可以把汉代的急就章这样的书拿来选编。
总之，这是一种不同的教学方式，原来的方式就是一本本书读，先读几本蒙书，让你背的滚瓜烂熟了，然后再来一点点讲解，是标准的填鸭式教育。
读几本蒙文，识了些字，然后可能还会学些算术，再以后可能学音韵，学习书法，学习写作，这是一种比较笼统简单的教学方式，可能同一个班的孩子，有的学的快的，可能都学习儒家经典去了，学的慢的还在背千字文呢。
现在张超却是要求打破这种模式，分年级分班，尽量的让一个班级的孩子都处于相同的水准，然后有针对性的教学。
原来唐人可能是读熟了千字文，然后慢慢学写字，而张超的新模式，却是以学生字为主，然后去学千字文理解里面的那些历史地理哲学等深层次的意思。
这其实就是把教学弄的更简单了。
要编一套这样的六年级各科教科书张超认为挺容易的。
好比一年级学多少个生字，学会多少以内的加减法，学一些简单的历史故事，再学基本的书法等。
根据这些任务，从一些古代的蒙书里节选部份，或者挑些简单的诗歌等，最后编成一本语文书，当然不难。这本语文书就是必选课，然后三字经、千字文、上下三千年、切韵这些书，反而可以成为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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