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建康，彭城公府，后庭，吴氏正和前来问安的大儿妇林氏交谈，另一个儿妇黄姈也在座。
吴氏随儿子李笠回京，自然就住在建康，正好长孙李昕一家也在建康，所以一家人又团聚了。
人年纪大了，就会愈发看重家人团圆，吴氏没想到在家乡之外，一大家人也能凑齐，心中高兴。
聊着聊着，吴氏说起建康的风土人情，因为李笠专门安排侍女担任“包打听”，给吴氏讲各地奇闻轶事来解闷，所以吴氏现在对建康颇有了解。
然后感慨起建康的粮价贵。
林氏回答：“都下户数有二十五六万，人多，本地粮食产量不够，要靠外运，这粮价当然就贵了。”
“如今又是开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哪怕是在鄱阳，粮价都比平日高，更何况建康。”
道理是这个道理，只是影响不到李家。
吴氏的儿孙都做了官，俸禄是粮食，只要不大手大脚挥霍，完全够府里的人（包括仆人）吃，不需要到市面上买。
所以粮价高低，其实对李家影响不大。
再说了，鄱阳的庄园有许多地，秋天收获的粮食存在库房里，随时可以运到建康，根本就不用在外面买。
但吴氏还是感慨连连：“粮价一直涨，寻常人家买粮，可就得多花许多钱，日子可不好过...”
“想当年，年景不好的时候，粮价飞涨，家里都买不起太多粮食，二郎和三郎就拼命在湖里打渔，我，还有你，就背着昕儿出去挖野菜...”
过惯了苦日子的吴氏，现在虽然锦衣玉食，还是无法忘记过去。
当年家里两对孤儿寡母守着几亩鱼塘过日子，印象实在是太深了。
林氏听姑婆（婆婆）提起当年，也有些感慨，若不是小叔子出人头地，李家现在，恐怕依旧是彭蠡湖畔小渔村里的一户寻常人家。
黄姈在一旁听着，有些尴尬，默默听着吴氏、林氏回忆当年。
黄家是鄱阳城里的大户，黄姈虽然自幼女扮男装，是黄家的“庶子”，不受嫡母、嫡兄待见，但和娘也是衣食无忧，所以没经历过苦日子。
她嫁给李笠的时候，李家家境已经改善了许多，所以她和姑婆、嫂子并没有共患难的经历。
不过，这些年来黄姈“主内”，知道了许多事情，也知道民生疾苦。
所以明白如今建康城内粮价上涨，对于寻常百姓而言意味着什么。
奸商们在哄抬粮价，从去年得知李笠要回建康“监税”时就开始了，这些人持续、大量购入粮食，囤积起来，人为营造出缺粮的“事实”。
此举导致建康居民开始抢购粮食，而这些奸商却把更多运来建康的粮食买下、囤积起来，导致缺粮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不仅是建康的坐贾这么做，各地粮商、行商也在囤积粮食，把本来应该运到建康的粮食来了个中途“截留”。
于是，在这些行商、坐贾的大规模囤积行为之下，建康粮价快速上涨，连带着其他物价也跟着涨。
对于家境殷实的人家而言，这不算什么，但对于手头拮据的人家来说，物价飞快上涨可不是件好事。
建康城里，穷人占大多数，一旦物价过高，许多人面临的不是吃不吃得饱的问题，而是全家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
李笠在建康一直安排人手做“社会调查”，所以黄姈知道城内许多穷人每日的全家收入，也就三四十文。
除去开支，剩不下多少，若粮价大涨并引发其他物价上涨，穷人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如果是在乡下，穷人卖不起粮食，还可以到野外挖野菜、捕鱼，勉强支撑一下。
可建康城里的穷人，甚至连挖野菜、捕鱼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周边的山川河泽都是有主的，几乎没地方去挖野菜、捕鱼。
想到这里，黄姈心中恼怒：你们这**商，为了一己私利，不顾百姓死活，恶意哄抬粮价，通通都该杀！
气归气，而且气也没用。
黄姈知道这些奸商哄抬物价，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针对即将在建康实行的新税制（商税）。
只要要让新税制犯众怒，于是，改革税制一事就不了了之。
所以，本来平抑物价不归李笠管，但李笠脱不了干系。
李笠若真的在建康实行新税制，意味着平日里偷税、漏水、逃税乃至抗税的人们利益受损。
这些人之中，有行商坐贾，有官员，有权贵，有士族高门，有宗室王侯以及皇亲国戚。
无一例外，都从偷税、漏水、逃税中获取大量利益，甚至以此为生财之道。
大量物资、商品在这些人的运作下，一文钱商税都不用交，打着各种旗号，堂而皇之进出建康各关津，由此形成的“门路”，养活了不知多少蛀虫。
正所谓“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李笠要向这些人收税，就和这些人有了杀父之仇。
那么，这些人各有默契的联合起来，通过哄抬物价以激起民怨，迫使朝廷放弃改革税制，让李笠灰头土脸，其实已经是很客气的了。
然而粮价不能再这么涨下去，否则会出大事。
唯一的办法，就是建康官府开粮仓，以低价（相对而言）卖粮，缓和城内粮价上涨势头。
与此同时，朝廷得从外地调集大量粮食入建康，敞开了卖，以此平抑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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