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现实的发展，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正当许多人都认为，兵强马壮的高都督会带着精锐兵马死磕玉璧城，然后趁着周国虚弱长驱直入的时候。
结果却是什么都没发生，甚至连试探性的攻击都没有。
洛阳之战的第二年，就这样悄无声息的过去了。这让日夜枕戈待旦的韦孝宽松了口气，将玉璧的防务交给辛道宪和副将，自己则是回长安述职，他有很多话要跟宇文邕说。
今年齐军没有打过来，这对于周国来说是个好消息，然而对于韦孝宽和玉璧城来说，却未必是个好消息。密谍传来的各类消息，都显示出高伯逸对于这座城池极为在意，而且在做积极准备。
韦孝宽想跟宇文邕说说，务必要在蒲坂城组织起一道有效的防线，这件事不能再拖了，更不能把所有的希望放在玉璧城上。蒲坂乃是长安乃至黄河上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唯一能挡住齐军前进步伐的战略要地。
哪怕宇文邕不想听，自己也得说，必须要给宇文宪更大的兵权，让他总揽蒲坂防线的防务。而不是现在这样有名无实，只是管理后勤而已。
今年周国相对平静，由于没有打仗，又从突厥人那里，拿到了耕牛，战马这样的稀缺货，宇文邕总算是缓了口气。
相比较周国的平静，齐国国内，反倒是可以用“风起云涌”来形容。
年关将至的时候，两淮地区十年“免税期”正好完结。在某些世家的暗地教唆下，两淮爆发抗税民乱，一度蔓延到八个郡！
要知道，淮南总共也就十四个郡！
面对世家来势汹汹的逼宫，高伯逸并未惊慌，也没有带兵出征。他一纸令下，命淮南行台都督王琳，总览十四郡兵马的调兵之权，负责平乱。
所到之处，抓住民乱首脑和暗地里支持民乱的人，无论是谁，无论他的后台是谁，都可以先斩后奏，等民乱平息后，回京述职再另行汇报即可。
齐国内的某些世家不满高伯逸的大权在握，又不敢明着反对，他们就想在两淮玩一把大的，让高伯逸来求他们。
等满足了他们的条件以后，民乱就会“自然而然”的平息，到时候送几个刺头给高伯逸，里子面子大家都有了，何乐不为？
没想到高伯逸居然这么刚，居然这么信任王琳，将此事交给王琳全权负责。
王琳麾下的兵马，都是两淮子弟，所以他就很容易拥兵自重？
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个年代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王琳麾下的人马，都是自耕农，无业游民，渔民，漕运跑船的子弟。他们的“生产资料”，都是碎片化的，小型化的。
无论交税不交税，他们的日子都那样，没有本质区别。
对于是否免税，这些人并不是最敏感的，再说了，他们的组织性，也非常差，成不了什么大事。这些人对于王琳的到来，是持欢迎态度的。
而真正对于收税感到极为不满的，恰恰的占有大片土地的世家！更有高伯逸今年推行了新税法，在两淮地区“试点”（因为他们之前都没收过税），将收税方式从北魏孝文帝改革时的“按人头收税”，改为“按土地收税”。
这也是齐国人力充足后的必然选择。现在这个时候，记录在官府册子上的户口，已经有几百万户，平均算下来，两千万人是有的，人力不足早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与之相反的是，土地不够分配的矛盾已经日益尖锐。
占据大片田地的两淮世家彻底不干了！直接暗地里策动民乱！如果齐国试点的这种税法，他们会损失数目巨大的财富。
当初为了圈地，这些世家都是把荒地报为良田，如果不报，荒地就会被官府收回，然后重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佃户。这也是均田制的重要内容。
如今，要以田地为标杆收税，那么，那些实际上是荒地，但被世家报为良田的土地，也是一样要收税的。
这些人被新税法坑到吐血，他们能不反抗么？
相反，家里子弟众多，田地却不够的自耕农，却是大大的减轻了负担。实际上，王琳到了寿阳之后，就受到了父老乡亲们的热烈欢迎。
只不过当地的大户人家，一个人都没去接风，不欢迎他，不看好他的态度已然十分明显。
民乱开始蔓延的时候，王琳就已经在做积极准备。等高伯逸的政令下达后，他就带着大军，水陆并进，还未成气候的叛军，一个能打的都没有，都是一触即溃。
王琳所到一处，就会按照高伯逸秘密交代的任务，将当地所有大户人家集中起来，互相检举，被查实后，检举他人成功并且没有被人检举的，才能安然脱罪。
其余的人，都要送到邺城软禁，等审清楚之后，就会送他们回两淮！
只不过，当这些人再回到两淮故土的时候，是怎样一副光景，可就难说了。
快刀斩乱麻！高洋发明的招数，高伯逸用得出神入化，不到一个月时间，两淮民乱被王琳平定，当地世家死伤惨重，不少人暗地里日夜咒骂王琳和高伯逸不得好死，却也拿这两人毫无办法。
此时正好是新年，高伯逸命王琳带着需要审理的囚犯，带着小部分精锐，前来邺城述职。之所以让王琳带着军队进京，只是担心他在路上被世家的人谋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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