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科学工程总纲》撰写完毕后，也不是立即就递上去，必须要等到这次计划取得了实质性的结果之后，才能考虑这些。
不过一些准备性的工作可以优先去做，例如高能粒子加速器设备的研究，就可以提前安排精密仪器公司进行前期研究工作。
而且想要运转高能粒子加速器，也需要巨大的电力供应，按目前国内还没有处于电力剩余的状态，所以也需要安排新慧能源公司在高能粒子加速器实验设备旁边新建发电站。
所以还需要提前找一个地方来建设高能粒子加速器，这有涉及到国内地理方面的研究，寻找合适的地方。
又例如可控核聚变研究，首先就需要明确拥有哪些途径和方法，能够实现可控核聚变，然后才能够这些途径和方法实行具体的计划细则。
好在赵一已经在总纲里面将可控核聚变的实现方式进行了分析，列举出了几个可行性研究方向，按照这些方向进行深入的研究，总归是能够到达目的地。
只是方法虽然很多，但是总是各有优劣，技术难度各不相同，实现后的发电成本也大相径庭，其实赵一这些都知道，但是他还是没有将最优解决方案写进去。
而是将所有的可行性方案都列举了出来，然后对这些可行性方案进行逐一研究，甚至是同步多头推进。
这么做无疑会增加研究开支，造成极大的资金和人力浪费，但是赵一还是这么干了，他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通过真实的科研环境锻炼研究人员，让他们能够体会到科研并不是一番风顺，都是从无数个选项当中，寻找当时的最优答案。
总纲里面列巨的几个方案中，有的技术实现难度较低，但是带来的副作用也很明显，例如能量输出输入比较低，具有较大的资源浪费。
而有的则是技术难度很高，以当前的科技水平，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攻坚，但是一旦获得突破，最终建设的可控核聚变发电站，拥有更高的能量输出输入比，资源利用率较高。
但是这种方案，明显不是短期内能够取得突破的，所以那些看起来最终结果不是很理想的研究途径和方案，也是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通过这些各种途径研究的可控核聚变，才能够很全面的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而不是赵一告诉他们，就这么干，肯定会取得很好的结果。
赵一之所以想要培养这些研究人员，目的就是想要让自己轻松一些，尽量不要让他自己上前，让其他人就能够代替他完成一些项目的研究。
为此，他甚至不惜多花点钱来达成这个目的，毕竟相对于金钱，这些研究人员和他们具备的研究精神才是最重要的，最终成为一个文明的印记，记忆在文明的血脉之中。
这就像大禹治水，治水肯定算是一项功绩，但是通过治水所传递出来的精神，则是影响到后世子孙的为人处世，是能够记忆到文明血脉之中的一种精神。
治水可能只是功在当代，但是这种精神，则是影响千秋万代。
赵一就是要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让科学精神融入到民族血脉之中，通过一件件小的科学技术突破，来加深这种记忆，最终变成我们的民族文明基因。
第二个原因则是形成可控核聚变产业基础，加深可控核聚变理论研究，让我国的研究人员能够全面的掌握可控核聚变的所有研究方向。
为后续可控核聚变的小型化等深入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单独向着一个方向研究，当然是可以节约资金，但是相应的，也就代表着从事这项事业的研究人员数量也会变少，道理很简单，科研并不是说人多力量大。
以为将其他可控核聚变研究方向上的科研人员调过来，就一定会加快研究速度，其实这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联，至少不会总是成正相关。
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规律，科研也是一样的，人多力量大也不总是正确的。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设备的安装，能够参与的就那么些人，其他人都只能够在旁边看着，帮不上什么忙。
所以通过多头并进的方式，能够增加这方面的研究人员数量，扩大研究人员的基数。
而且多个方向上的可控核聚变，某些材料和基础是共通的，只要有一个突破了，其他方向上的项目也因此受益。
另一个就是理论研究了，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目的当然是很容易达到，但是作为科研人员，就需要知道到底有多少条道路通罗马了。
只有知道了多少条道路通罗马，才能够全面的认识整个事务，对可控核聚变的研究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而不是纸上谈兵，夸夸其谈。
只有拥有全面的理论知识体系，才能够对可控核聚变的后续优化研究具有更大的帮助，为后续研究减少很大的阻力。
还是那句话，科研是没有捷径可以走的，都是在排除无数的错误方法之后，找到正确的方法，但是之前错误的方法就没有价值吗？
肯定不是，甚至这些错误方法的价值，比那个唯一正确的方法更加具有价值，特别是对于整个社会科研体系的影响，错误的价值往往比正确的价值更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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