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青海王慕容忠请求归朝或者举部内附的记录，政事堂记载可以一直追溯到垂拱四年。之所以是从这一年开始，是因为吐谷浑先王诺曷钵死于此年，慕容忠继为青海国王，正式前往安乐州统领其部。
换言之这家伙从一开始就拎不清、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抵触朝廷这一桩安排。从垂拱四年至今，各种形式的上奏便多达十数起之多。
这不仅仅只是李思训自己的感受，此前历任宰相对此也都有类似评语。
武周长寿年间，姚璹担任宰相，提议政事堂编写《时政记》，不仅仅记录施政事则，更将当时君臣讨论各自观点、看法都详细记录下来。一者封存史馆，用于修史。二者就是存留政事堂中，供继任宰相们了解前任的施政纲领与各自理据，以避免朝令夕改、人亡政息。
当然，能够担任宰相的各自都有一套见解方略，而且所面对的时势也未必相同，未必就真的萧规曹随、不敢逾越。但《时政记》的编写，对于一些朝情大事的还原度极高。
《时政记》中就记载了一次前代宰相针对慕容忠其人其事的评价，其中前宰相李昭德的发言记录就很具有代表性。
李昭德的看法是，自贞观年间开始，吐谷浑便久为藩篱之用，此前是用于防备吐蕃。但在吐蕃权臣禄东赞父子的攻略下，吐谷浑王室实在是软弱无能，几千里疆国拱手而让。
之后朝廷庇护吐谷浑，将之安置于安乐州，除了吐谷浑王室这一层国戚关系之外，也是废物利用。将吐谷浑安置在河曲之左，进可以再次用来攻略青海，退可以平衡河曲之间铁勒诸部与东突厥降户的势力对比。
铁勒诸部与东突厥本为世仇，此前朝廷将两方安置于河曲内外，就是为了让他们彼此制约。可是随着东突厥势力死灰复燃，躁闹于大漠南北，这种过于对立的局面不利于长久维持，分分钟都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青海大非川一役，吐谷浑复国盘算落空。这一批亡国之众安排在灵州贺兰山南麓，就可以盯防铁勒诸部与河曲六州东突厥亡户，达成一个三角对峙状态。
慕容忠十几次请求归国内附，翻来覆去无非两个理由，第一是他久在国中，不能有力的掌控部属。第二是铁勒与东突厥对他慕容部都敌意满满，让他寝食不安。
这家伙真当自己是门里亲戚，不愿意留在羁縻州担任工具人，反而心心念念想要回神都当米虫。
李昭德对此的看法是这家伙再哔哔就弄死他，换个听话的。当然朝廷是没有采用这么激进的处置方案，而是又加亲近朝廷的契苾明担任金满州都督，用来统摄平衡这三方。
不过这是武周后期的安排了，随着神都革命后一系列变故，契苾明加入雍王麾下，河曲情势朝廷已经无从插手。
慕容忠最近一次请求归国，就是在雍王青海大战之后，这一次言辞与态度较之此前都要更加急迫。而政事堂当时的记录，对此仍有极大的反对声，但最终也没有决议拒绝慕容忠归朝。
毕竟当时的情势是当今圣人刚刚履极，但周遭诸邦国入贺热情却并不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慕容忠归朝总能充个人场。而且行台新设，朝廷也希望在河曲埋下一两步棋子。虽然不赞成，但也没降敕反对，算是默许。
慕容忠归朝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行台的传书追责，而且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当时那段时期也正是朝廷与行台气氛最僵硬的时刻，神都朝廷中还在忙于清洗雍王一系的势力，有关慕容忠的去留便也成了一个角力点。
当时甚至就连宰相狄仁杰都觉得不该将人交给行台，行台指谁有罪，朝廷便将人交出，这对中枢威严无疑是一大损伤。更何况，慕容忠身份特殊，还不仅仅只是唐家臣子。朝廷真要这么做了，无异于恩威自绝于远邦。
但行台连番上奏，多的时候甚至一月之内五六起之多，也让政事堂众宰相们头疼不已。所以年前由宰相薛稷执笔，给予陕西道大行台一个相对正式的回应，青海王贺新皇履极而入朝，何时归部待定，行台于此不要再作追问。
可以说，在青海王慕容忠的问题上，政事堂虽然没有态度明确的施以包庇，但起码也没有承认行台强加在慕容忠身上的种种罪责。
然而现在，朝廷不认，慕容忠自己却认了，这究竟是在打谁的脸？
了解到这些后，李思训再看慕容忠所呈交的这一份罪表，一时间不免大生感慨，朝廷已经在极力淡化此事，你慕容忠闲着没事斗鸡斗犬不好，非要作死刷存在感？
现在朝廷将要大肆追褒武周一朝死国朝士，本来就担心行台会有什么过激举动、横加阻挠，必然是不愿再横生枝节。可这已经被刻意淡化的慕容忠居然自己跳出来，承认行台此前诸种指摘有理，除了慕容忠自己活腻了之外，李思训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别的理由能够解释其动机。
说这家伙担心久居神都、其部属人马或会被行台瓜分兼并也不对，观其此前言行，他巴不得一辈子在神都做米虫呢。
想不通这家伙究竟动机何在，李思训也觉得这件事有些难办。他倒不怎么在意慕容忠心迹如何，可问题是其人归都的时候，皇帝陛下予之礼遇颇厚，现在事情横生枝节，总要请示下皇帝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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