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世纪中期，德国的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就曾在山东半岛长途游历，他通过考察发现青岛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他的这番见解引起了德皇威廉二世的重视，为此，德国几次对青岛进行调查。
光绪二十三年11月，2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威廉二世欣喜若狂，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终于等到了期待已久的借口。”在与俄国达成默契后，德国舰队闯入山东胶州湾。第二年，清政府被迫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99年。从事实上来看，青岛是德国的租借地，但实际上跟殖民地没什么区别。一个事实是，在清末邮政系统中，寄信往胶州湾被列入寄信到德国的分类，青岛成了德国的“领土”。此后，德国又夺取了修筑青岛到济南的胶济铁路的权利，虽然被崛起的武翼新军给挡在胶州兰村一线，但是最终，青岛还是成为德国海军的东亚舰队基地，用来保护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属地。
为了经营好青岛要塞，德国花费了很大的心思。之后的庚子国变，更使得德国殖民当局更加认真考虑青岛的防卫。经过长时期构筑，德军在青岛布置下陆、海两大防御系统，最终形成“青岛要塞”。
地面防御系统：在朝向内陆的方向，德军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沿着青岛市区和港口与山东半岛分割的陡峭山岭修建，不过这道防线并不连贯，德国人也没有这么多兵力来扼守，所以除了拖延敌军的进军速度之外，德国人也没有期望他们能真正阻挡敌人的脚步。第二道防线长达17千米，也沿着峻岭修筑。最后一道防线在市区里面的几座丘陵之间，德军在小鱼山、观象山等地方筑有堑壕、炮台和其他要塞工事。
海上防御系统：在朝向黄海的方向，德军在入港水道处布放了水雷，修建了4座炮台、5个多面防御堡垒。尽管有些大炮是清军在胶州湾炮台遗留的相对老旧的炮型，有的是从根据《辛丑条约》被迫拆除的大沽口清军炮台上拆卸下来的，总体来看青岛的防卫设施比较完善，也得到了较好的操作。
据《环球军事》刊文统计，到了一战前夕，驻防青岛的德军有130门岸防炮，还有30余门120和88毫米的野战火炮，以及几十挺当时最为先进的马克沁机枪(一战索姆河战役，德军凭借此枪，曾创造一天内6万英军伤亡之记录)，海军有16艘军舰在港内。从武器装备上，由于德国工业比较发达，特别是军火工业发达，德军的武器装备要优于即将进攻的日军。
当然，世界上就永远没有不可攻破的防线，我们发现每一个号称固若金汤的防线都有其崩溃的一天，德军的“青岛要塞”遭受了和后来著名的“马奇诺防线”同样的命运。
共和六年的8月底，青岛上空已经开始战云密布，城里的中国人纷纷避难到邻近的登州或者青州，最不济也躲到了对岸的胶南胶州农村里，往日车水马龙的青岛变得异常萧条，炎炎夏日里倒有秋风瑟瑟的意思。
其实早在8月7日英国驻日大使向日本外相发出参战要求之前，德国就已经预感到战争的临近。8月初，德国皇帝宣告胶州湾进入军事戒备状态，德国在远东的侨民都被应召入伍，或编为预备役人员。德国的重要伙伴、奥匈帝国在远东地区唯一的一艘巡洋舰“伊丽莎白皇后”号，也驶进了青岛港，加入到青岛要塞保卫战的行列当中。
但是，德军表面上看起来坚不可破的“青岛要塞”却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兵源不足。这也难怪，因为地理原因，德国在东亚的军力相当有限，而德军在一战初期的作战计划更让这一问题加重。在欧洲战场，德国总参谋部为了避免两线作战陷入不利，制订了“施里芬计划”。这个著名赌博式的右勾拳计划企图速战速决，要求德军在战争初期利用俄国政府效率较低和交通落后的弱点，在数周内攻下巴黎，然后向东击败俄国。这一计划客观上要求德军将兵力集中在欧洲大陆，也就进一步限制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驻军规模。因此，在8月初战争即将打响时，在中国的德国陆军仅有3650人。还有一些编入德军的当地中国人也被当做炮灰加入守军队伍，而日本则出动了5万人。
日军相比之下兵力充足，加上战争欲望强烈，因此很快就下达了最后通牒。8月15日，日本政府向德国政府下了“最后通牒”，以将胶州湾租界地全部交还给中国为由（其实就是赶走德国租客，然后日本自己来租借青岛），要求德国政府必须无条件地将青岛交由日本暂管，德国陆海军撤出中国，否则日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面对这一通牒，难得幽默的德国人给出了有趣的回答“可以考虑把青岛交还中国，但是日本也应将台湾交还中国。”日本人当然不希望青岛回到中国人手中，否则也不用通过谈判来阻止中国从德国人手中接受青岛，尽管德国人也仅仅是说说而已。
面对日本的强硬*立场，德国人也摆出了一副一战到底的架势。德皇威廉二世亲自电告身兼青岛要塞司令的迈尔瓦德克总督：“务必保卫青岛要塞，战斗到最后一人。”一则更能反映德国人心态的对话记录在艾德顿?罗伯特的《朝日武士》一书中，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说，“向日本人交出青岛，比向俄国人交出柏林更让我感到屈辱”。或许在威廉的心里，日本人根本就是跟在狮子后面吃腐肉的野狗而已，老虎可以输给狮子但是绝不会任野狗狂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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