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宸轩一心一意的打造他的坚盾利矛，把枪杆子和笔杆子都握得紧紧的，腰间的钱袋子也鼓鼓囊囊的让人垂涎。相比之下的乔夫大总统就苦逼多了，要钱没钱、要枪没枪、要人才嘛？本来倒是不缺，可惜现在未必和他乔大官人一条心眼了。
这话还得从几百里之外的湖南省桃源县说起。从桃源县城到漳江镇教仁村（后世的名字）约三十分钟车程。现在您要是去，行至中途，路边会有一标志指示：宋遁初故居，8.7公里。最难走的，是最后一公里。下过雨后，土路泥泞难行。在尘埃落定之后，吴宸轩责成桃源县和常德的富商们筹资10万元，对宋遁初的故居进行修复，以纪念这位共和革命的元勋，中国民主政体的先驱者。
这座大门紧闭的全木四合院作为故居已经空无一人，不过就在十年前的那个夏天里，宋遁初就是从这里出发，走上了他不归的宪政之路。长沙、武汉、上海、杭州、南京，他一路演讲，宣扬责任内阁、政党政治。共和四年6月，在南京政府内阁的革命党人以宋遁初为骨干，主张一切权利归国会，“宋初意亦为所动，后来决定以政党内阁为号召，在选举时争胜”。
其实还在湖南时，宋遁初就已听说“本党有内哄”，并曾接到秘书刘白警告危象的电报。但他总以为，“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因为“放眼观察人才之高下，有此能力者固不多也”。一路上他又听闻北方显贵将不利于他的消息，仍视为谣言，认为政党竞争光明正大，他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这么卑劣残忍的手段；即使并非谣言也不能由此懈怠自己的责任，故而镇定自若，不为所动。
革命党内部的分歧早已冰冻三尺。胡传儒在自传中就认为，宋遁初在日本时学了“政党纵横之术”，武昌革命前后“内挟克敌（黄）为重，外与赵（凤昌）、张（謇）、汤化龙、相结纳，立宪派人因乐之以进，宋之声誉骤起，故章炳麟才之。然终以党人故，克敌不敢夺首领之地位，遁初（宋）始欲戴为总统，己为总理，至是亦不得不服从党议”。
共和未立，在革命党首脑会议上，宋遁初为政制问题还跟老大哥乔夫差点翻脸。宋主张内阁制，乔则坚持总统制，称，“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宋遁初起先还不肯答应，后被黄克敌劝止，服从了党的决议。不过，等到曹乔南北议和，临时大总统之位眼见要易手时，乔夫又开始赞成内阁制努力使并非“置信推举”的曹锟成为“神圣赘疣”，不过直系的迅速衰落，让临时大总统的位子一直坐在乔夫屁股底下，乔夫也就绝口不提所谓的内阁制的优点了。
对于为什么主张内阁制，一年后宋遁初在革命党上海交通部的演讲说得很明白，“……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异之，如必欲变异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在日记中，他曾指责乔夫做事“近于专制跋扈”。这时候作为革命党内四杰之一的宋遁初已经和乔夫乔帮主貌合神离的厉害了。
共和元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乔夫提交的第一份内阁名单未获通过，因为党内有不少人反对宋遁初出任内务卿，有些人甚至声言非把他逐出同盟会不可。这种声音，直到宋遁初被刺前也未完全消失。
后来的史学大家吴晗也综合各种史料提出，当时宋遁初和一种宪政派骨干已计划在正式总统选举中推举黎元隆，而由宋以国会多数党领袖身份出任总理掌握实权，将乔夫排斥在政府外。当然他们争来争去的不过是南方小朝廷的一方权柄而已，对于已经处于统一而独立的北方，他们却视而不见，或许他们太过急于享受胜利的硕果，让自己的政治理念得以实现，哪怕是半壁江山。
“克敌，你这次和遁初谈的如何？”乔夫处理完了公务，在总统府的花园里和老友黄克敌一起用晚餐，宋妹子的手艺一般，不过大厨们的二次加工却让乔夫和黄克敌还是愉快的享受这丰盛的晚餐。但是美食带来的舌尖上的愉悦无法掩盖黄克敌的颓唐。
“乔兄，是不是我们都错了。”黄克敌的大肚子撑的溜圆，一副弥勒重生的样子，但是唉声叹气的他还是非常的沮丧，“遁初很是激烈，他已经铁了心要在国会争取这次关于政体讨论的主动，他和黎元隆走的很近，或许是受到这些立宪派的家伙们的煽动吧。”
“不，现在的情势下，内阁制等于缴枪投降。”乔夫的脸色阴沉，没想到这个宋遁初如此顽固不化，他怎么就不明白北方一旦稳定下来，日本的精力被欧洲的形势吸引的时候，他吴宸轩的几十万铁骑不会老在山里转悠着清剿那些土匪的，不用国防军全伙在此，就是现在皖南、浙东、豫西等地的那个国防军第八集团军的十万大军就不是现在的南方各省军队能抗衡的，这十万匹嗜血的饿狼一旦南下，他乔夫难道还要携妻带子的逃亡，继续在日本的秋叶原当他的流亡大总统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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