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章等人豪赌帝国皇帝王辰浩会收拾这些海军元老们，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王辰浩反感军方和政客勾结的程度非常大，这次抖出叶祖贵事件，正好给了王辰浩借口，使得帝国军方，乃至整个政界都爆发了大洗牌。
事实上，王辰浩早就准备清理在军方内部的一些跟国内各大党派有染的一批军官了，如今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对三军官员进行整顿。
一直以来，王辰浩都不明白为何历朝历代开国之后，都会对开国功臣进行大规模整顿。直到王辰浩坐上皇帝之位后，设身处地的在国家最高领袖的位置思考问题时，才明白这个道理。
尽管前朝清时代的重臣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之流的权臣都已经过世了，但是在光华元年之前出生的前朝重要人物还有大把大把的存在的，这些人因为前朝封建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尽管经过了一系列改变，但是有自立山头的军阀思想的人还是相当多的。这些人在王辰浩时代是不会掀起风浪的，但是他们会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等到王辰浩时代过去，这些势力就会抬头。
当初为了和平接管这个国家政权，王辰浩选择跟前朝官僚集团妥协，为的是不让中华帝国内耗下去。
由于王辰浩发动的1900革命最大限度的避免了内战，虽然阻止了中华民族的内耗，没有了历史上的甲午和辛丑之败，使得中华帝国开国时保持了强大的国民财富，加上王辰浩的英明领导，使得中华帝国能够短时间内恢复国力，并成为强国。
但另一方面，没有内战，前朝清遗留下来的大量封建残余势力摇身一变成为资产阶级，他们的传统封建思想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资产阶级，随着中华帝国的高速发展，这些封建势力就成为了帝国发展的阻力。
尤其中华帝国高度的民主制度，使得帝国国内的组党热潮风靡一时。据中华帝国在光华16年初的统计数字显示，1900年革命后到光华16年间，全国出现“党”、“会”之类的政治性团体多达920个。在帝国政党政治运作之中，最重要的几个政党分别是由王辰浩的北洋集团转变而来的民生党、民主党，由昔日保皇派康有为时代的维新派为主组成的民权党，由孙文同盟会转化而来的共和党，以及各省地方士绅为了维护地方利益，参加地方选举而组建的形形色色的党派。帝国之初各种政党的建立、消亡及分合离散十分频繁，几令人有应接不暇之感。在中华帝国建立时，由于民生党风头正劲，大有包揽政局之势，遂导致其他党团的联手对抗之局。
光华6年，共和、民权党合组成立进步党，以对抗民生党和民主党独大之势，同时一脉相承而来的民生党和民主党也开始为了执政而相互竞争。中华帝国的政党政治于是进入了第二阶段，即两极分化和对峙阶段。
政党政治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内容，虽经清末十数年的鼓吹与宣传，但相当一部分政客们对西方的政党政治认识极为肤浅，对政党制度的精义了解不够，将之与中国古代之朋党相提并论，认为政党不过是野心家借以争权夺利之工具。
因此政党政治在中华帝国建国初期时是畸形的、残缺的。同时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仍然是传统小农文化，人治观念未能向法制观念转变，尽管中华帝国实行的是融合君主立宪和三权分立这两个制度优点相结合的五省九部政治制度，但是在帝国国民的心中，王辰浩的影响力巨大，导致帝制观念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这也就导致现代民主共和观念非常薄弱，各个政党都为了争夺中央和地方权力，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政党。
中华帝国建国之初，政党活动范围仅仅限于国会和地方省议会中。民生党和民主党在王辰浩的指导下，纲领还算明确，但因为王辰浩的影响力过大，使得民生党和民主党的最高目标就是组织内阁，而且是对皇帝负责的责任内阁。
在地方上面，各省省议会的党派居多，但他们没有人指导，缺乏具有远见的政纲，因此脱离阶级，脱离国民，甚至认为中华帝国下层社会群众愚昧落后，素质低下，无论是改革派还是守旧派，都不能以下层国民作为一种借用力量，政党活动成为少数上层人的活动。这种情况很容易滋生地方军阀主义，成为未来中华帝国的政治发展的阻碍。虽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各个政党在思想上有了变化，但是也仅仅是个别政党实现了升级，大多数政党依然停留在传统思想上没有进步。
但这并是不是令王辰浩最担心的方面，王辰浩最担心的是封建遗老势力影响帝国未来的政治发展，虽然没有用战争消灭这些封建遗老，但是王辰浩希望在控制住大局的时候将这些封建遗老势力清除。
由于这些封建遗老势力从一开始就渗透近了中华帝国的中央议会和地方议会当中，他们人脉还是很强的，影响力非常大，导致中华帝国的各个政党自身出现一系列问题。
例如，各个政党接纳党员有很大的随意性。各党领导人对党员人数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党员的质量。其次是党员跨党严重，入党本是人生对政治信仰的一种重大抉择，对自己选择的政党应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但中华帝国初期政客视入党为争权牟利的工具。再就是，党纲成了空洞的招牌，政党认同非常淡薄。各政党竞相宣传自己的政纲，但其内容大同小异，党纲只是政党之争的工具。还有，缺乏政治基础。政党本是将国家机构和公民联系起来的工具，但中华帝国建国之初国民不知通过何种渠道表达个人政见，更不识政党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此时政党不过是乡绅官人的专用工具，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最后缺乏对党员必要的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最终酿成相当一部分党员滥用权力，营私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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