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一月份国内报界舆论关注的主要有三件事情，第一是国会大选；第二是西部爆发官员受贿案；第三则是江西兵变引起的‘军民分治’大讨论。
宋教仁主持国民党后，成了该党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一心想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富强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了领导全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组织完全政党内阁，不让前番总统与内阁之争再次发生。为此他亲自奔走于各地布置各省选举事宜甚至连离别八年的老母和妻子都只是匆匆见上一面又住了一天。
在江浙沪完全压制住了民主党的气势后，南方各省也传来了国民党初选告捷消息。他兴奋不己，又匆匆告别亲人，继续部署地方选举。他经九江到南昌，后又到长沙与汉口，最后乘坐京汉铁路先往河南，随后又往西安亲自指挥陕甘两省大选。每到一地必会见国民党人跟当地名流，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言辞之猛烈令大、小报记者窃喜有猛料、要闻：
他首先猛烈抨击中央如内政方面，“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对于财政之将来全无丝毫计划，惟知倚赖大借款，以为补宜弥缝之术……外交方面，消极敷衍，无确定政策，结果酿成震动全国的蒙藏问题……如此政府实不如民意之政府，乃退步之政府”。
当他在汉口被询问到为何不在武昌、重庆争取选票，而是往陕甘两省时，宋教仁脸上顿时不悦，嘲讽西部和李汉，“割据一地，不知有全国”，“漠视法律、不讲民主，打压国内党派于西部发展，唯独他之共和党方有生存空间。虽有建设之功，然则居功自傲，非是英雄所为……”若不是担心李汉禁断了国民党往陕甘发展，恐怕他地抨击还要厉害。
宋教仁手里有两个法宝，一是鼓吹民主，尤其是议会民主；二是鼓吹自治，特别是地方自治。像“吾人第一主张，即在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关于集权、分权，吾极力主张地方自治，使之成为政治之中心（这个时候倒不提割据了）”之类的话都出自他的演说。他还振振有词地分辨道：“国民党这些主张，绝非一党私见，而是关系能否建设完全共和政体的大问题，必须明文写进将来的宪法……”
最后是强调组织国民党内阁，宋教仁指责北方政府，阐发国民党政见，最终是为了组织“国民党内阁”。他毫不掩饰地说：“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而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为唤醒国人地注意，他用尖锐的语气评论道：“今革命虽云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
宋教仁的上述言行却引起了袁世凯为代表地北洋集团仇恨，北洋系统是在封建宗法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政论根本就不熟悉，还是沿袭封建独.裁这一套，特别不允许批评政府。冯国璋、段祺瑞等虽然出国留学，但学地都是军事，本人又崇尚实力政治，对于宋教仁这种政治家也是很厌恶。袁世凯在致张镇芳（袁世凯二哥的妻弟）的一封信中就说：“目下最讨厌者，即宋教仁一人。”
不过他的话虽如此说道，然则借助着掌握中枢，已经从各地反馈回来的数据中查看到大选的大致成绩后，袁世凯却命人携带巨额款项往陕西西安见宋教仁，希望能够收买他。
二月第一天，白朗先后联合南阳的王传新，鲁、宝一带的宋老年、李鸿宾、王振等杆，计4600余人，趁河南陆军大部移往南阳、信阳等地，出奇不意第三次反攻唐县，一举消灭王天纵部混编59团大部，缴获大量步枪、机枪、大炮、子弹，战后本部匪军增至三千余人，坐稳河南第一匪首。
没人知道的情况下，二月二日一行船队从那四川驶来停靠进了武昌正在建设中的军港之中，借着黑去的夜幕遮掩，在一队骑兵的严密保护之下，往武昌城赶去。同一日，袁世凯召集麾下幕僚密议后，李、胡、柏三人拍往中央通电于当日晚送到京中、天津各处报社之中。
李、胡、柏三人通电见诸报端后，虽然引起国民党人跟地方各省都督的支持，却遭到了各省议员跟立宪名流以及普通百姓的强烈热议。然而因为眼看着民国第一届国会大选将要落幕，国内大多数目光还是落在二月四日的大选之上，引起袁世凯转移民众目光的手段却是没能成功。
两天后，国人关注已久的大选正式落幕，在参众两院初选和复选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在众议院596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其中324个席位，占去54%之多。参议院245个席位之中，国民党也占去了81位之多，也占去了33%的比例。两院加在一起共获得405个席位的国民党可谓是本届大选的最大赢家，共占去全部841个席位中的48%，约莫半数之多。共和、统一、民主三大党仅得232席，其中共和党仅有四人以个人身份参加角逐，获得国会议员席位。
此次选举胜利，国民党在来自中央跟地方的种种掣肘之下依旧笑到最后，虽然未能达到超过半数地地位，但所占议席数，超过了其他任何政党，差一点就达到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其余三党的两倍。国民党竞选地胜利，使全党一片欢腾。国民党员闻声大喜，各地国民党成员争相奔走告知，举国南北皆是鞭炮之声。同日晚，在国民党数位元老提议之下，宪法讨论会在北京成立。一时间大有领袖国内政治与袁世凯的袁氏中央对抗的架势。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