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河南部新军入陕，加速了陕西升允部的败亡。一日后，稳扎稳打推进到山阳县的季雨霖部第十四师炮轰县城半日。叛将马安良趁夜色弃城而逃，因其麾下大部为骑兵，十四师追赶不上，被其逃脱。
4月12日，季、杨两部入陕平乱军队于商州会合，合兵一处兵锋直指西安。同日，山西第四师进入兵员动员状态！
13日，南京方面终于传出了确定的消息，前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将在15日离开南京赴汉，行程安排为17-23日停留武昌，随后乘坐京汉铁路往河南开封。随行者除上一次往湖北一行的宋教仁之外，还有宫崎滔天、伍廷芳等拥簇，阵容不可谓不强大。
消息传出举国关注，尤其是北京几日之内连连传出大总统府内那位心情一日几遍，武昌引得举国关注。
不过武昌李汉在接到南京知会之后很快便没了关注的心思了，14日，整个川鄂联合军政府各部部长、副部长齐聚武昌，参加一场将会影响到军政府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发展与运作的会议。
“诸君，民国虽然已经成立，，但这不意味着革命已经成功了！恰恰相反，如今我们需要面对的任务，应付的难题反而要比军政府成立之初还有艰巨的多！”李汉站起身来率先开了个头，“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而不是军政府成立之初、咱们这个领导班子建设之初召开。这一场会议是有很重的意思在里面。军政府成立至今也有数月，这段时间是对诸君能力的一种考验，也是对我施政纲领的一种考验。所幸诸君没有辜负军政府的信任，更没有辜负我两省近亿同胞的信任，这段时间来诸君的所作所为我尽收眼中，非常满意。如今召开这个会议，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包含其中。最近北京跟南京的举动想必诸位都看到了，眼下北方那位欲要有所动作，而南京留守政府似乎也对我武昌有所期盼。无论有何种心思包含在里面，目前这局势都注定了，眼下这一切对于川鄂十分不利。我们处于被动应付之中，这样很不好！”
眉头紧皱，李汉扫过会议室内各部部长及副部长，以及几位身负重职的特殊人员。尤其是在张梅生、汤化龙、陈耀祖、蒋方震等几人身上多看了几眼。这段时间来他为了应付北京的裁军令以及周边势力的联合伤透了脑筋了。现在已经算是和平年代了，直接的军事对抗已经不能再继续的用出来了，自缚了手脚之后，再想应付南北各方敌对势力的阴谋，他要费尽的心思，可就要比之前多出太多了！
自严格说来自去年八月便开始的举国动荡，至今已经已经上算是走近了尾声了。陕西那边‘陕甘总督’升允还在负隅顽抗，不过其部麾下大将马安良等已经先后向入陕部队以及北京传递出了停战的信号了。从山西第四师传来的动作来看，只怕叛军内部已经生出了变心了。升允离开了马安良跟他麾下的回族士兵什么也不是，这一点谁都知道，可叹这个愚忠清廷的蒙古老人却还没发现这一点，他的悲剧下场已经注定了！
就个人而言，袁世凯是这场革命的最大得利，他不仅因为革命得以东山再起，而且因革命风风光光地成了临时政府的大总统。他是幸运的，许许多多因素成就了袁世凯“大总统”，比如他的能力以及手段。不过从无到有，从孤身一人到现在手握川鄂两省大权的李汉也不输于他多少，现在已经是公认的地方第一实权都督，北京裁军令重点打击的目标之一。
辛亥革命唤醒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最早的一代愤青正是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中国努力寻求自己在国际上的位置，却没有相应的实力作为依托，政治家对中国的国势是洞悉无疑的，因而一再的卑躬屈膝，这是患了“软骨症”的表现。而民众呢，却茫茫然不知所措，动不动“四万万民众团结起来”，自信心极度膨胀，这恰恰又是得了“臆想症”。然而真当有人提出还要一场战争才能换来真正的民主与共和时，大多数人却选择了视而不见。相比较战争，他们更加渴望秩序，哪怕只是一种被扭曲的秩序，或许在他们心中也比战争带来的动荡要好得多。
对于这一切，穿越者李汉无疑看的十分清楚。所以，面对着北京的步步紧逼，他能选择的手段要少得多，直接以战争回答是不可取的，至少袁世凯就职大总统才不过一个月，在其就职之初，任谁也不能否认，他一直表现的十分不错，哪怕是裁军令都得到了民间广泛的推崇，认为其本人是一名合格的强权总统。
此时不过民国初立，举国除了党人都在期待一名强权领袖的出现，无疑袁世凯现在的表现符合其中的大部分要求，因此，李汉即便现在选择以战争回答，也得不到省内多数民众的支持。
李汉看向了胡瑞霖，怎么说他也是川鄂明面上的财政部长，虽说李汉对于年轻的陈耀祖更信任一些。
胡瑞霖会意，站起来拿起面前早就准备好的几张纸道：“目前川鄂两省内财政状况良好，联合盐业应城处一号盐井的建成，以及四川新合并的自贡地区的盐井，二月至今共计产出按军政府新编制之公担（100斤）为82万担，按照新制五分钱一斤售价，实际盈余310万银元，分到军政府手上的分红约有240万上下。除此外，香皂厂、糖果厂、面粉厂、渔业公司等十七家官督商办企业还有42.7万银元结余，已经一并存入‘西部储备银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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