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彪说道：“其实，关于犯罪分子的权利保护问题，虽然法律条文上写的很清楚，但执行起来有时候是很难的。比如，犯罪分子抢得财物后驾车逃跑，受害人要不要追赶？肯定要追赶。在追赶过程中，犯罪分子因超速逃跑，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伤害或死亡，受害人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如果要承担责任，那就是说受害人不能追赶，受害人只能犯罪分子顺利逃走，这显然不符合公理，也不符合法理的。”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还有，犯罪分子绑架人质时，如果不听劝告，不放下武器，坚持不释放人质，而是执意要伤害人质，在这种情况下，警察要不要采取果断措施，击毙犯罪嫌疑人？当然应该采取果断措施了，因为保护犯罪嫌疑人的生命权，不能建立在剥夺人质的生命权基础之上，否则，就是对人质合法生命权的漠视了！”
张铮打断老黄的话道：“我说黄大彪同志，说来说去，你还是没有回答关于如何保护犯罪分子权利的问题吗？”
黄大彪回答道：“对于犯罪分子的权利怎样保护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应该在他被抓捕以后，开始为他提供法律保护，而在他实施犯罪期间或反抗时，他的权利不应受到法律保护，也就是说，犯罪分子在侵犯侵害别人的权利时，他自己的权利也就丧失了法律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够鼓励公民对不法行为进行斗争。”
大队长张晋插话道：“黄大彪说的有道理。尤其是对特警刑警来说，在执法过程中压力很大，这种压力不是来自于犯罪嫌疑人，而是来自于执法过程中的法律问题，当罪犯抡起棍棒或刀具行凶时，要不要开枪将其打伤或击毙？很多人，尤其是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棍棒和刀具属原始器械，不足以威胁人的生命安全，不应该开枪，应该通过其他方式制止或擒获犯罪嫌疑人，否则就是属于滥用枪械，不尊重犯罪嫌疑的人权。警察因赤手空拳与坏人搏斗而造成的伤亡，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张铮说道：“既然那些法律界人士不认为刀剑棍棒能够威胁人的生命，那就当场让他们来个试验不就得了，让他们试试，用刀或用棍棒能不能将他们毙命，我敢断定，这些耍嘴皮子的家伙绝对不敢以身试刀，以身试棍。再说了，如果这些原始器械不能致人伤亡的话，华夏古代的军队还能打仗？因为那个时候只有刀枪剑戟这些原始兵器吗。”
黄大彪笑道：“我同意张先生的提议！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刀剑和棍棒能不能够威胁人的生命，也只有让们亲自试一试才成！”
张铮，黄大彪和张晋对华夏法律法规的探讨，引起了围观群众的极大兴趣，有些人也禁不住开始发表起高论来一位中年人说道：“我同意刚才那位黄姓警察的意见，犯罪分子具有人权，这是不争的事实，需要得到保护也在情理之中，但不要忘了，当他们实施犯罪，威胁到别人的人权或进行反抗时，他们的人权就不应该再受到法律保护了，所以说，不能笼统的来谈人权问题，这种权利的的保护，是会随着其不法行为的实施而丧失的。”
一位老者说道：“我同意这位同志的观点，对犯罪分子的人权，不能陷入泛人权的保护，如果法律只强调坏人的人权，对其不能打，不能骂，就会使坏人有恃无恐。这种现象现在越来越严重了，市民因见义勇为，警察因执法导致犯罪分子伤亡而被判刑，被判赔偿的案例越来越多了，已经严重影响了市民和警察与坏人作斗争的积极性。市民对警察遇到犯罪分子进行违法犯罪时的不作为有意见，对市民面对犯罪分子犯罪时袖手旁观，说人家冷漠，但你们有没有看到现在的法律，是在鼓励犯罪，而不是鼓励与罪犯进行斗争。”
张晋接过话茬说道：“为了保护犯罪分子的的权利，刑法中规定了有限防卫的规定，即：正当防卫以不超过必要限度为前提。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判断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对司法人员来说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对正在遭受不法侵害，处于紧急状态下的防卫人来说，如何判断什么是必要的限度，什么是超过必要的限度，更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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