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林义哲已然数次得罪于左宗棠，这一次竟然将左宗棠的死党之一刘璈砍头示众，等于直接向左宗棠宣战，郭嵩焘禁不住为林义哲捏了一把汗。
对于自己的这位姻亲左宗棠的手段，郭嵩焘可是有着深切的体会的。
因为本来是“至交”的郭嵩焘和左宗棠，现以已经等于走到了“绝交”的边缘！
郭嵩焘之所以被解职，闲居达7年之久，很大程度上，即拜左宗棠所赐。
郭左二人本是至交，最早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相识，一同读书致仕。道光三十年（1850年）时局动荡，二人曾周历湘阴、东山等地，寻找隐居地点。随着太平军大起，咸丰二年（1825年）中秋前后，郭左二人还依约举家迁徙至白水洞“诛茅筑屋”以为邻。二人于乱世中相约为邻，其情谊可见一般。
当湖南情势危急，首府长沙面临被太平军围困之际，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请左宗棠出山，左宗棠初辞不就，在郭嵩焘的劝说下，左宗棠始应聘出山。左宗棠由乡野到建立事业功勋的转折中，郭嵩焘可以说起了“枢纽”的作用。此后，左宗棠的事业在跨出幕府实授官职的转折中，郭嵩焘同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郭嵩焘与左宗棠的私人情谊随着左宗棠的不断建功立业而日益密切，而摆脱“樊燮京控案”是左宗棠事业上的分水岭，也是二人关系融洽达到顶点的标志。
咸丰八年（1859年）冬天，性格张狂的左宗棠因湖南承州镇总兵樊燮不肯向其行礼而对其斥骂，并说动湖南巡抚骆秉璋将其革职查办（左此时只是师爷，虽说深受骆秉璋器重，代行抚事，但要总兵向其行礼实是逾矩，将樊革职更是过分）。樊燮不服，向有着姻亲关系深受咸丰皇帝器重的湖广总督官文控诉。官文素与骆秉璋有隙，想借机打击骆秉璋，便上奏朝廷参劾左宗棠横行不法。在这个左宗棠可以说等于要掉脑袋的时刻，恰好当值南书房的郭嵩焘听到了消息，立刻四处求援，并请求同值南书房的潘祖荫上奏求情（郭不亲自出马是为了避嫌），潘祖荫力陈左宗棠任幕府时的“实干”，并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经过郭嵩焘在内的湘军集团的不懈努力，左宗棠不但成功的逃过一劫，并且被授以四品衔，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从而正式走上了建功立业的道路。这是左宗棠命运与事业的转折点，郭嵩焘可以说功不可没。郭嵩焘对这一事件做出的果断而富有见地的第一反应，不但使左宗棠脱离了杀身之祸，而且使左宗棠步入了能够充分发挥才能建功立业的康庄大道。从某种意义上讲，郭嵩焘对左宗棠有着救命之恩，左宗棠自己也承认：“……郭筠仙与我交谊稍深，……此谊非近人所有。”
郭、左二人因同乡而结识为友，由于时局的发展而成为至交，同时还是属于同一军事政治集团湘军的盟友，这样的关系本来应该是坚如磐石，但谁也没曾想到，二人的关系后来竟然到了绝交的地步。
同治四年（1865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被筹饷、治军、内政搞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左宗棠率军入闽，追剿太平军余部汪海洋部和李世贤部。尽管最后二人合作剿灭了太平军余部，但二人的私交却因此决裂。
郭左二人的芥蒂始于同治四年三月，太平军余部进入闽南漳州，对浙江和广东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当时左宗棠所部驻防于闽省东北，由于太平军转进江西的去路已然被截断，太平军极可能入粤，作为广东省百姓衣食父母的郭嵩焘忧心如焚，派人去请淮军的郭松林部和杨鼎新部由海道前往广东协防。而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为了防范太平军汪海洋部转进浙江，李世贤部逃往台湾，奏调娄庆云部、席宝田部由江西进入广东协防，而且军饷由广东负担。而郭嵩焘认为娄庆云军应“专责严防江境”，于是奏请娄军停止入境，结果惹得左宗棠大为不快。
随着军情紧急，郭嵩焘仍力促淮军入境，防堵太平军，而左宗棠则奏请淮军回防江苏，坚决不欢迎老对头李鸿章的淮军部队到来，同时，为了闽浙的安全起见，左宗棠甚至打起了“以邻为壑”的主意，想要把太平军余部尽数驱赶入粤，结果和郭嵩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和冲突。不久朝廷任命左宗棠节制闽、浙、粤三省军务，左宗棠从法统上取得了督粤的权力也就是领导郭嵩焘的合法性。为了不让郭嵩焘再阻碍自己，左宗棠连上四折参劾郭嵩焘，不过不是说军事布署上的事，而是称郭嵩焘“筹饷不力”，尤其责备粤省督抚不和，“至督臣之于抚臣，虽有节制之义，然分本等夷，彼此当以协恭为尚。遇有意见不和，则力争之，退则依然朋友之素，此和而不同之君子也。若必以相忍为和，则树党养交，弊从此起。臣下之利，非朝廷之利，臣愚以为臣下意见不妨时有，而是非要不可不明。”并且在折子里还提供了广东巡抚的候选人，迫使朝廷罢免郭嵩焘的意思非常明显。结果郭嵩焘被免职，被迫归乡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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