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千里之外，从廷寄得知朝廷已经准了自己折子的左宗棠，想象着沈葆桢得到消息后的表情，心情总算畅快起来……
这一天，当林义哲早早来到船政衙署时，发现沈葆桢和吴仲翔、夏献纶、吴大廷等人都在，象是在商议着什么。
“鲲宇来了。”看到林义哲进来，沈葆桢点了点头，“你先看看这些吧。”他说着，将一卷公文递给了他。
林义哲上前双手接过，他注意到沈葆桢双眉紧锁，似有满腹心事，心下不由得一阵不安。
林义哲打开公文看了起来，最上面的是一份廷寄，下面是闽海关的公函，两份文件所说的内容大体上是一个意思，就是前些天左宗棠给沈葆桢的信中提到的对船政的“釜底抽薪”，落实到了纸面上了。
闽海关的那份公函称，根据朝廷谕旨，因为“西征军需浩繁”，从下个月起将不再全额解付船政的运营费用税银五万两，而是按二万两解付，三万两转为左宗棠的西征军饷。
“他西征军需再要钱，也要不到咱们船政头上！一个月三万两银子，对西征来说，杯水车薪，可对我船政而言，却无异于釜底抽薪！”夏献纶有些愤懑地说道，“这船政可是也有他左季高的心血在里面，他怎么能如此打压船政？就为了船政不造兵商两用之船？”
“上次他左季高参劾船政的折子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就是为了咱们没听他左季高的话。”吴仲翔叹道，“他左季高气量偏狭，又跋扈惯了，哪怕是对他有大恩之人如曾公，稍有不顺其意者，便视为寇仇。对曾公尚且如此，何况我等？”
“好了，维允，现在不是说这些气话的时候。”沈葆桢对吴仲翔摆了摆手，说道，“咱们现在要想的，是怎么筹措款项，渡过难关。”
“大人前日不是为了这养船之费，找过英大人卞大人商量过么？”吴大廷象是想起了什么，问道，“怎么样？有没有结果？”
听了吴大廷的问话，沈葆桢只是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英大人和卞大人怎么说？”吴仲翔注意到沈葆桢似有难言之隐，不由得追问道。
“我和他们商议了许久，这养船之费，只能着落在闽省岁入之上。”
沈葆桢喘了一口粗气，沉默良久，才说道。
“闽省岁入有限，可结余之项亦不多，怕是也帮不了咱们太多。”吴大廷欣然说道，“不过有总是比没有强，只是不知道所出在哪一项上。”
听到吴大廷的话，大家的目光再次集中到了沈葆桢身上，但沈葆桢却低下了头，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再不言语。
夏献纶和吴仲翔有些惊讶的对望了一眼，过了许久，仍不见沈葆桢说话，吴仲翔忍不住道：“大人，倒底是出在哪一项上啊？”
沈葆桢抬起头来，眼中闪过一丝痛苦之色，他的嘴唇动了动，用沙哑的声音吐出了三个字：“洋药税。”
听到沈葆桢的回答，几位船政官员都是一惊。
林义哲看到沈葆桢那痛心疾首的样子，顿时明白了过来，在心里也禁不住暗自叹息起来。
洋药税，便是鸦片税！
众所周知，清朝与英国的两次战争，都是因鸦片而起。中国近代屈辱惨痛的历史，也是从鸦片开始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由于鸦片贸易和罂粟种植合法化了，来自鸦片的税收也相应出现并增加了，事实上，清朝政府对于鸦片的依赖性如同那些上了瘾的瘾君子一样，越来越大。在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国内便有人提倡以土抵洋，在中国各地广泛种植罂粟，与英国实行“鸦片战”。因而使“土药”的种植面积急剧扩大，到现在为止，“土药”总产量已经超过进口的“洋药”数量，这样当然也导致了中国国内吸食鸦片者的人数剧烈增长。
尽管如此，鸦片给清朝政府带来的好处也是一目了然的。进口的“洋药”，每年的税厘收入大约有600万两银子，国产的“土药”的种种税捐，大概在2000余万两之上。这样巨大的收益，使任何一个政府，都难以痛下决心割弃它。就在今年，左宗棠便提出鸦片加税，他的意思是想要通过加税抑制需要而达到禁烟目的，是“寓禁于征”，但在讨论过程中，官府注重的却是筹款，而不是抑制需求。有人上疏朝廷请求禁烟，但各地地方大员却坚决反对，称此类建议万不能行。有人甚至举出了广东的例子，称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哪有禁烟之后还收税厘的道理。这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即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结果禁烟的提议便就此不了了之。
由于清朝政府对于鸦片税的依赖越来重。尽管禁绝鸦片的呼声始终不绝，但清朝政府每到财政捉襟见肘时，便会想起这鸦片税来。在实行土膏统捐的时候，一些地方大员还想到了鸦片专卖，就是说，要像食盐一样由国家垄断鸦片，垄断价格，实行专卖，为此清廷还派人到印度等地考察鸦片专卖制度和效果。一向强烈批评英国鸦片贸易的美国人对于鸦片专卖提出了建议，认为实行专卖的目的应在于控制而不是敛财；应该制定三年鸦片渐禁政策，三年后禁绝，等等。一些人计算后认为，仅仅进口的洋药，专卖收益每年就可达3000万两。土药产量十几倍于洋药，专卖利益更是不可限量。法国人就曾经希望包办中国鸦片专卖，代价是2000万两；德国人也曾打过承包鸦片专卖的主意。清朝地方政府对于专卖热情有加，但最终因为民间的强烈反对和列强之间的矛盾而未能实行。但由此也能见到，清朝政府对于鸦片税的依赖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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