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此时，弱小的西班牙工业无论是在品种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满足贵族们的奢华生活的要求，因此，他们当然的用从殖民地得来的黄金白银购买外国的工业品以供其享受。
这些行为使本国的工业几近崩溃……本来由于国内增加了大量的贵重金属，使物价高涨，劳动成本增加，再加上外国产品的涌入……西班牙的工业不能再玩下去了。
通过上述各种途径，西班牙从尼德兰和新大陆得来的大量金银和财富最终都流往了西欧其他国家，转为了这些国家的原始积累，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在这之中，西班牙所扮演的角色十分可怜，它就犹如一个漏斗或者一个屋顶，将来自新大陆金银和财富输往了英法这些极力想置它于死地的国家，而它自己不但什么也得不到，反而赔进了本国人民的大量财富和生命。
西班牙的原始的文化结构也注定了它无法利用外来的财富成为内源型的现代化，它不仅使国王竭尽所能地将国家大量的金钱和其国民的无数生命用来保卫天主教的纯洁性，在国外四处征战，四处结怨，充当欧洲的宗教宪兵，使西班牙不仅浪费了本来可以用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大量资金，牺牲了国民的无数生命，还消灭了无数的民族精英，摧残了民族生产力，因为宗教异端常常会在工商业者中被发现，常常在知识分子中被发现，所以，他们一旦被发现不是被处死就是驱逐出境，就是皈依了天主教也得不到信任而迟早也要遭到迫害。
更要命的是，西班牙文化结构的原始单一，不仅使西班牙无法成为内源型的现代化，也必然使它在后来的现代化浪潮中成为落伍者，因为任何后来的外诱型的现代化都或多或少地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产物，而不仅是历史自为的结果。
正是在这一点上，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无疑是正确的，而人的现代化首先是指其国家的领导人和民族精英要具有现代化意识和现代化学识，而这需要广泛地吸收人类的思想成果和现代化成败的历史经验，因而也就意味着兼收并蓄，意味着文化的多元化，思想的多元化，意味着宗教宽容，政治宽容，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文化结构从一元走向多元。
显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西班牙做不到这一点，正因如此，西班牙也就不可能像荷兰，意大利那样，能在较短时间内克服经济政治上的障碍以实现现代化，转变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构的难度毕竟要远远地大于克服政治经济上的惯性，
总之，西班牙社会结构原始单一决定了它虽然可以依靠外来的财富成为强国富国，但却不能实现现代化。
相反，外来的财富还会在这种社会结构内部转换成毒药，摧残它的国民经济，腐化它的贵族，腐蚀它的国民，让它的国王和教士们疯狂，以为他们真的是世界性大国了。
整个西班牙社会推崇犬儒主义，快快乐乐的生活，不要管那么多……各种天主教的心灵鸡汤滋润着国民的灵魂，活在主的怀抱里，你不要想那么多……
再长的梦也会结束，但等到他们的西班牙梦一醒来，他们最终会发现，他们工农商业早已经凋零，它们的国民越勤奋，越贫穷，还不如什么也不做。
十六世纪后期，西班牙的赤贫现象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到十七世纪初年，全国乞丐已是空前的多，寄食于寺院者达数十万人之多，人口急遽减少，许多市镇和乡村已完全从地面上消失，交通工具被抛弃，大路上空旷无人。
而剩下的西班牙人则普遍地。轻视劳动。与其劳动，莫如忍受饥饿。于是，一个世纪的繁荣留给西班牙的只有抛弃的土地，无数的僧侣和乞丐和蔑视工商业的贵族。
因此，西班牙在十六世纪时上演的富国闹剧，充分地证实了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国家的富强，但并不能一定带来国家的现代化，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西班牙到世界商业大发展时期，仍是一个封建和农业国家。为了实现国王和贵族们所依靠的天主教的价值观，他们仍然会不吝惜国民的生命和国家的财富。
一个民族，一个声音，一个领袖，在这里是个笑话。
于是，西班牙也就盛极而衰，成了后来现代化中的迟到者，不管它是否曾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一点用也没有。
因此，道格拉斯诺斯对西班牙的总结是经典的：
一个地方只要政治支配一切，那个地方的经济就会凋零和衰落，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
“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警示！”
这份报告发到了网上后，众多的技术员们眼睛都红了……这太他妈的像了……我说怎么回事呢。
伍大鹏董事长连忙把自己和其他董事设计的方案抛出来……再让他们乱说，就又跑题了。
伍大鹏董事长在私聊中狠狠批评了杨友行秘书：“你他妈的写的不能含糊点啊，那么详细，你不怕别人说你水啊？再说了，你很容易让人乱想的，你知道不？”
杨友行秘书还怪委屈地说：“靠，我哪一点是说假话了？来啊，指出来啊？”
伍大鹏董事长气哼哼地说：“你就扑街吧，谁希得搭理你……”
杨友行秘书说：“我操，我扑街不怪我好不好？是看盗版的人太多……”
等了一会儿，他没看见伍大鹏董事长的回话，便气哼哼地下了网，不和你们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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